清代医药学家邹润安所著《本经疏证》引清代吴中医家徐洄溪之言曰：“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这几乎是探究中药药性的一个传统法则，为历代医家所沿袭运用。

　　所以，邹润安论细辛，首先就从它的形状说起：“细辛色紫，紫者，赤黑相兼也。赤为心色，黑为肾色，心与肾皆属少阴。两少阴经皆短而直，细辛一枝直上，体细柔劲似之。少阴者，又皆水火相依；细辛体虽细，味极烈似之。”这就是细辛取名之由来。

　　其次，邹氏对《本经》所载细辛之主治作了阐释：“细辛味辛温，无毒，主咳逆、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久服明目，利九窍，轻身长年。”

　　邹氏解曰：“咳逆者，风寒依于胸中之饮；头痛脑动者，风寒依于脑中之髓；百节拘挛者，风寒依于骨节屈伸洩泽之液；风湿痹痛死肌者，风寒依于肌肉中之津。”“推而广之，有津液处，风寒皆能依附焉。故在胸为痰为滞结，在喉为痹，在乳为结，在鼻为齆，在心为癫痫，在小肠为水，在气分为汗不出，在血分为血不行。”这后面所引一段，就是邹氏对《别录》所记细辛主治功能的解释。

　　因此，邹润安对细辛总的功效归结为一句话：“凡风气寒气依于精血津液便溺涕唾以为患者，并能曳而出之。”他还说：“细辛惟治寒，乃为恰合。恶寒者，寒之方猖；口渴者，寒之已化；脑动者，寒与在上之阳战而阳欲负；下有沉寒，则必恶寒。”

　　随后，邹氏列举了《伤寒杂病论》中若干个含细辛的方剂来分析说明仲景是如何运用细辛的。

　　细辛治咳，每与五味子、干姜同用，如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等。其原因在于细辛能提出依附津液之风寒，但不能使津液复其常，且不能使津液中气不随提曳以出。而“干姜温脾肺，是治咳之来路，来路清则咳之源绝矣”(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是故咳虽肺病，其源实主于脾)；“五味使肺气下归于肾，是开咳之去路，去路清则气肃降矣。”

　　所以《伤寒论》中凡遇咳，总加五味子、干姜，而兼有寒邪者，必同用细辛。如小青龙汤即以咳为主证，以渴为欲解，而用细辛去其附饮之邪，其功远在干姜之右。因为“干姜能燥饮，不能去附饮之邪。附饮之邪不去，纵使饮已消，而邪固在，亦终不渴。”

　　细辛治里证吐利、手足逆冷等。如当归四逆汤、乌梅丸即用之。当归四逆汤之用细辛，在于“助桂枝散内著之寒邪，藉汗分消，但不欲取大汗；乌梅丸证，附子、细辛仅得君药（乌梅、黄连）三分之一，大致为清剂，不过以细辛提余寒使出，以附子、干姜化之。”

　　但为什么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即用细辛？他认为“若少蹉跎，必致吐利、手足厥冷，故乘其外有发热，用麻黄、附子，一治其内，一治其外。然不得细辛自阴精中提出寒邪，则温者温，散者散，犹未能丝联绳贯，使在内之邪直从外解也。”——好一个“丝联绳贯”，用药之妙，有如此乎！

　　细辛治气分病之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故桂姜甘枣麻辛附子汤中用之。邹氏认为，此证为“寒与胸腹之津液相搏，上则心阳不舒，下则肾阳难达。故本方既以桂枝汤畅心阳，又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鼓肾阳，且重用细辛入肾，以提散依附津液之邪。”他认为“欲其阴阳相得，非细辛不能”，故其“服药后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阴阳相得的表现。

　　还有大黄附子汤、赤丸二方，前方温以附子，下以大黄，使从大便解；后方温以乌头，利以茯苓、半夏，使从小便解。然皆以细辛联络其间，使寒气彻底澄清。所以细辛在二方中的作用不仅是“去痛”，而更关键的是起一个联络作用。

　　此外，邹氏认为，细辛还能已后阴诸疾，除大黄附子汤外，乌梅丸即可治久泻、久痢。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不当用细辛呢？邹氏认为有以下几种：咳逆上气而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如小青龙汤）；百节拘挛而不恶寒者（如侯氏黑散、千金三黄汤）；风湿痹痛下无陈寒者，如防己黄芪汤）；头痛而脑不动者。

　　综上，邹润安在论细辛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药之功能非有异，而调处之多方，制剂之各别，遂使之若有异者。故既不得捨药性论方，又不容捨方义论药矣。”旨哉斯言！“每缘论药，竟直论方，并成论病”，这就是邹润安论药的特点及其优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