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奇病论》云：“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一句“甘者令人中满”让甘草与“中满”之症几乎绝缘。后来再有人发挥，苔腻不能用甘草，纳差不能用甘草。可惜把一个有“国老”名号的甘草，约束得伸不开手脚。

　　《本经》记载：“甘草，味甘平，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疮肿，解毒。”《别录》记载：“无毒，主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为九土之精，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这样的记载里，甘草既治邪又扶正，何其了得？

　　是什么时候甘草开始戴上枷锁？其中是否有什么冤情呢？

　　在长期临床中，笔者对于脾在人体病态时的“缓冲调节”作用越来越重视，因此，处方时便越来越重视甘草。甘草色黄、味甘，入脾，为脾之正药。笔者将甘草的功效定位于“缓”——缓虚、缓急、缓激、缓毒。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庆其对甘草的认识：甘草泻心汤，用治于痞证及狐惑病。其中，《伤寒论·太阳篇》用治“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病机由于“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柯琴注云：“本方君甘草者，一以泻心而除烦，一以补胃中之空虚，一以缓客气之上逆也。”临床治胃病见脘腹胀满者往往以大队利气之药，图一时之快，有的可见效，有的见效而伤阴分，有的却无显效。国医大师裘沛然治脘腹满者，多以甘草、党参之属稍佐和胃畅膈之品，往往胀满若失。笔者前日遇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先生，亦有类似体会。

　　故凡治病不可为套法及陈旧观念所局限，凡久病胃气虚所致不能健适者，大剂甘缓，但用无妨。小建中汤，甘草，甘温同用以立中气，总不离乎甘。

　　《本草汇言》：“高元鼎云，实满忌甘草固矣，若中虚五阳不布，以致气逆不下，滞而为满。服甘草七剂即通。”《本草通玄》说得更好：“《别录》云，下气治满，甄叔云，除腹胀满，盖脾得补则善于健运也……世俗不辨虚实，每见胀满，便禁甘草，何不思之甚耶？”以上两家，实乃经验之谈，若非临证，是不可能有此切身体验的。

　　下面再来看一下王庆其讲的裘沛然临证经验：先生谓胃脘痛或腹胀或他病伴腹胀者辄用甘草，并与党参为伍，且用量较多，12~30克。云其导源于甘草泻心汤。……原方应有人参。可增强“胃中虚”的作用。至于其剂量：原方甘草用4两，古今度量有别，每难正确折算。但从与其他诸药比例可以推寻：甘草4两，黄芩3两，干姜3两，黄连1两，半夏半升，大枣12枚。

　　如从甘草与黄芩用量比为4：3折算，黄芩目前常用9~15克，那么，本方甘草可用12~20克。如从甘草与黄连为4：1折算，黄连目前常用4.5~9克，那么甘草可用6～12克。可见先生用量颇切当。实践证明凡胃气虚所致的脘腹胀满用之辄效。

　　《内经》所谓“甘者令人中满”，是禁实证腹胀而言。《别录》有载：“甘草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也指胃阳不振诸证而言。我们后世用药每为俗套所误，以致约束了用药的思路，对前人经验，尤其如《伤寒论》之类经典未能刻意体察其中细微隐奥，又不能在实践中着意探寻，因而思路越来越狭窄，甘草用法即是一例。（以上两段文字整理自《杏林散叶—王庆其医话医案集》一书）

　　笔者认为，王庆其转述诸前辈对于甘草的认识是正确的，可以纠“甘草令人中满”之偏。

　　回想甘草生于干燥草原及向阳山坡，河岸砂质土壤等地，喜干旱，不喜水。这种特性不正与脾之“喜燥恶湿”合拍吗？

　　人得五行之全，物得五行之偏。当人体运化不正的时候，以物之偏来纠人体之偏。这应该就是药物治疗疾病的机理。 在甘草的生长过程中，已经蕴含了“燥湿除腻”之性。于是治满不必忌讳甘草，特别是在中虚而满的时候。

　　《汤液本草》云：“中不满而用甘为之补，中满者用甘为之泄，此升降浮沉也。……《经》云，以甘补之，以甘泻之，以甘缓之。”这似乎是现代所说的“双向调节”作用，为何可以双向调节？因为甘草首先是作用于人体的，作用于主管“缓冲调节”的脾，恢复脾的功能。“中满忌甘草”是一种直线思维，而“中满以甘治”是一种对人体主观能动性有所预期的系统、动态、整体思维。

　　对于甘草与中满的话题先谈到这里，仅为刍探，希望有更多同道来共同研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