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十八反”、“十九畏”几已成“定论”，中药从业人员必背，药房调剂人员有权限制医生使用或拒绝发药，患者也因此多有质疑。

　　然而，遍览中医医籍，用相反相畏药配伍成方者比比皆是，尤其是当代，临床运用越来越普遍。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为医、药、患者三方间一个常常发生的矛盾。似有必要从临床实践的角度，从医药两方面进一步论证，以求得共识。

　　从源头而论，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七情”配伍关系的记载，后世历代医家著述，从《本草经集注》《日华子本草》《唐本草》等，到《本草纲目》也都沿袭了这个说法，都有“诸药有相制使例”的内容，只是代有增加，远不只十八反十九畏了。

　　“畏反药”如《日华子本草》记载的“相畏”内容，就增加了“硝石畏杏仁、竹叶；川芎畏黄连；天南星畏附子、干姜、生姜；代赭石畏附子；砒黄（砒石）畏绿豆、冷水、醋；水蛭畏石灰；金畏水银；生银畏石亭脂（即硫磺）、磁石；朱砂银畏石亭脂、磁石；石亭脂畏畏细辛、飞廉、铁；铁畏磁石、灰炭。”等17项之多。

　　“相反”的内容增加了“莲花忌（《日华子本草》把相反称为忌）地黄、蒜；牡丹忌服蒜；天雄、乌头、附子、侧子并忌豉汁；常山忌菘菜；生地黄煎忌铁器；杨梅忌生葱。”等7种。其他的药食忌类更多达19种，兹不赘。

　　这还仅为《日华子本草》一书中“相反”“相畏”两者的增加内容，其实，历代关于配伍禁忌的认识和发展，说法是不一致的，各本草书均有新增内容，仅《蜀本草》中相恶（在该书即相畏）的就有60种之多。可见“十八反”、“十九畏”历来都是不确定的。

　　那么，是谁定的“十八反”、“十九畏”呢？

　　一般认为，“十八反歌”源自张子和《儒门事亲》，“十九畏歌”源自刘纯《医经小学》。由于歌诀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颂，于是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业内人渐渐习惯遵循。作为一代宗师，他们提出的一些个人观点是可以重视和借鉴的，但是不是就可以作为具有法律性的、权威性的“定论”，予以执行？这就要看这“十八反”、“十九畏”是否真有道理了。

　　历代应用不胜枚举

　　从临床看，历史上用“相反”的药组成名方治病的例子甚多。如：

　　东汉“医圣”张仲景所制的“甘遂半夏汤”（甘遂、甘草同用）、“赤丸”（乌头与半夏同用）。

　　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和《千金要方》中，用“反”药的处方达数十个之多。如“风缓汤”之乌头与半夏同用，“大八风散”之乌头与白蔹同用，“茯苓丸”之大戟与甘草同用，“大五饮丸”既有人参、苦参与藜芦同用，又有甘遂、大戟、芫花与甘草同用。

　　陈自明《校注妇人良方》定坤丹人参与五灵脂同用。

　　这一对“畏药”古今同用者最多，且多有独见。如：《张氏医通》曰：“古方疗月闭，四物汤加人参五灵脂，畏而不畏也。”

　　李中梓《医宗必读》治一噎症，食下则噎，胸中隐痛。先与二陈加归尾、桃仁、郁金、灵脂，症不衰。因思人参五灵脂同剂善于浚血，即于前剂加人参二钱，倍用灵脂，2剂而血从大便中出，十剂而噎止。”李氏叹曰：“两者同用，功乃益显！”

　　金代李东垣散肿溃坚汤海藻与甘草同用；元代朱丹溪《脉因证治》莲心散芫花与甘草同用；明代吴昆《医方考》通顶散人参、细辛与藜芦同用；清代余听鸿《外证医案汇编》“瘰疬门”方中亦见海藻与甘草同用者。余氏亦肯定说，“反药，古人立方，每每有之”。（以上一部分资料引自网文《“十八反”、“十九畏”出自何人之手》，作者署名“疯和尚”）

　　以上所引，皆历代著名医家，他们并没有将“十八反”、“十九畏”视为戒律，而是该用就用。

　　从药学研究方面看，宋代官方颁布推行的《局方》中，润体丸、乌犀丸二方皆川乌与半夏同用；明代《普济方》中更是收载了248个反药方剂。可见古代中药界也并不认为“十八反”是必须遵守的。

　　当代医家看法

　　老中医李可在运用“反药”“畏药”方面给了人们有益的启示。他创制的“三畏汤”就是由肉桂、赤石脂；公丁香、郁金；人参、灵脂三对相畏的药组成，他总结说：“余使用本方42年，平均日用3次以上，则已达4万次以上，未见相畏相害，且有相得益彰之效。对难症痼疾，一经投用，便入佳境。”他在书中对三对相畏药分别作了详细的引征与说明，从古代诸家到现代名医，从理论到临床，从医理到现代药理研究，毫无疑问地肯定：疗效显著。

　　当代名医姜春华也是善于同用人参五灵脂治肝脾肿大的高手。

　　而上引“疯和尚”发表的网文中就有“十八反”、“十九畏”访问国医大师朱良春的一段话，尤其值得称道。兹录于下，以供同道参考：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