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工资单的秘密

已近不惑之年的医生李立（化名），13年的职业生涯中有10年是在南方某省最大的三家公立医院之一度过。如无意外，他将继续在这里工作，直至退休。

像他这个年纪，38岁，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就在省城大型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们，履历极其相似，大多是主治医师、中级职称。相似的还有他们的工资。

李立的工资单上的条目和数额，和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泌尿科医生王喜（化名）几乎一样。他们所在的地区都是2017年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医生奖金发放比非试点城市更自由灵活，简而言之，奖金更高。

他们显示在电脑系统上的每月基本工资是5000多元，奖金收入每月在1万到2万之间浮动，加上3万左右的年终奖，扣掉各种费用后一年能拿到手20万—25万。基本工资和政府制定的事业单位薪酬相关，奖金（正式叫法是“绩效工资”）则和医院的内部管理有关。

工资单上仅占总收入不到20%的基本工资，是他们事业单位编制身份的象征。这项只有几千元和级别挂钩的基本工资，在医生退休后在工资单上的比例会升高到90%以上——几乎是他们在体制内收入的全部。

基本工资在事业单位机构中被称为“档案工资”，不管身份是医生还是教师，这一部分大致相同。这是公立医院薪酬改革中最难改革的一部分，它和中国整个事业单位系统息息相关。一位曾在财政部工作的人士谈到，一度谈论过提高医生的档案工资，但被地方政府反驳：“如果提高医生的档案工资，教育部门怎么办？教育部门肯定也要提高，教育部门是政府全额拨款，政府财政肯定负担不起。”这意味着，除非改变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否则档案工资的改革几无可能。

工资单上被称为“绩效工资”的那一部分，占李立和王喜工资收入的80%左右。每个医院按照自己的绩效分配原则自主制定，根据每个科室业务特色的不同，会有明显的区别。大多数的公立医院有一个绩效分配委员会，将每个科室的绩效费用分配到不同的科室；每个科室都有相关人员，根据每个医生级别和职务的不同，乘以不同的系数，将奖金分配到各人。

以往，公立医院按照事业单位的管理办法，医院绩效工资严格遵循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医院可分配的绩效奖金有固定限制。有时连加班费的发放，都会违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随着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试点的开展，这一规定在执行时有不同程度的松动。

李立这几年的奖金，浮动不大，2018年的奖金在1万2千元左右浮动，主要与各项医疗服务提成相关。李立所在的公立医院，医生的挂号费有不同分级，普通医生的挂号费只有10元，随着医生的职称和影响力的提高，门诊也会有挂号费50元的“精医”门诊，150元的“名医”门诊。在他所在的医院，有一位全省闻名的内分泌科的正高职称的医生，医术精湛，许多患者慕名而来，每天几十个名医门诊号总是一抢而光，按照一定比例的提成后，这位医生一年仅挂号费的收入就高达百万元。

绩效工资也会随着具体工作的变化而改变。2019年，李立所在的医院开设了国际门诊，他每周有两天在国际门诊值班，国际门诊的费用高于普通门诊，直接让他每个月的收入提高几千元左右。李立的科主任，每个月有两次按照他们省创建医共体的规定，去下面的对口县医院值班，每次值班的补贴，也计入绩效工资。

即便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奖金拉开了每个人的收入档次，但这个档次拉开的并不大，每个人的收入在科室内也不是秘密。李立的科主任，是副高职称，工作20多年，他个人信息系统的页面有时挂在电脑上不关，其中有工资明细。一次，李立关电脑时无意中看见，科主任的基本工资为7000多元，绩效工资仅比李立高3000多元，一年的收入不到40万。

看到比自己工作年限多10年的同事，收入竟然比自己高不了多少，李立心中的感受并不觉得惊喜，而是有些悲凉。“这预示了10年后，我在这个医院的收入。”他说。

工资单上的收入不是全部

“我对现在的收入还算满意。”李立的回答让人一愣。经过多年艰苦的医学院教育，工作13年，一年25万左右的收入，在这个每平米房子涨到4万以上的城市——觉得满意，或许是因为人到中年，越来越安于现状的佛系。他所在城市的大型公立医院名医们，大多居住在这个城市开发的每平米6-7万元的高档小区里，这难免让人怀疑这句话是否是他的真实感受。

“公立医院的收入只占我全年总收入的一半多。”原来他的前半句，只是甩了一个相声里的包袱。其余25万的收入，来自于他进行多点执业注册后，选择的一家知名私立医院，每周末过去2天，一天的出诊费是3000元。

对大多数的医生来说，总收入一直分为工资单上的收入和其它收入。工资单外的那部分收入，从早些年的以药品回扣、红包为主的灰色收入，逐渐多元化。

他所在的省份，一直对医生的多点执业持开放态度，而他所在的公立医院的管理层，也没有对医生的多点执业有过多限制。但多点执业一年20万左右的收入，也并不总是稳定的。“有的时候，公立医院的事情特别多，周末要加班出诊，就过不去。”李立说。

在他看来，医院不反对情况下的多点执业，比起院内的灰色收入，让他舒服许多。他记得在他2006年刚毕业工作时，每到下班时间，科室外的医药代表排成一排，和医生见面。有医药代表要他的手机号码，刚毕业的他不理解，医药代表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小伙子，你不懂吗？”他很快就懂了——药品回扣当时已成为科室乃至整个医院默认的潜规则，在2008年、2009年最为猖獗。

另一位李立所在城市的最大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还记得4年前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拿回扣的场景。科室里的一个前辈，单独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个信封，什么话也不说，里面有一千元钱，整个氛围神秘压抑。那个前辈是医疗组组长的心腹，所有的医药回扣会统一给到这个心腹手上，由组长指示他按照比例分发下去。他最多的时候拿过2000元，和他同科室的医生，有的一个月拿过8000元。他所在科室的药品回扣主要来自中成药，那些没有太大治疗效果、对人体没有坏处，价格也不便宜的药，让他觉得很纠结。“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家庭条件都不算太好，多开几个中成药，即便是医保报销一部分，他们自己也要多付一两百块钱。”在内心的不安中，他便很少开这些中成药。

2011年，李立所在城市里多个公立医院信息科的职工为医药代表提供“统方”被判刑。从此，他所在公立医院对回扣一事开始进行严格管理。对回扣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李立，毕业五年来拿的大都是阳光收入，2011年，他在公立医院的全部收入只有14万元。那一年，他辞职去了一家知名连锁私立医院工作，收入立马涨到了近40万元。在私立医院工作三年后，他逐渐意识到私立医院对年轻医生的科研工作没有什么帮助，医院管理层只在意医生看多少病人。而在公立医院，医生的科研成果直接关系到医院的排名，从医院管理层到科室主任，都全力支持医生进行科研项目研究。在他出示的手机信息里，几乎每天医院都会发送国内外知名专家的讲座信息。

2015年，他所在的省份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的实施细则，同时在两家医院工作成为可能。他回到了原来的公立医院，并和这家私立医院签订了每周出诊的协议，私立医院工作人员帮助他完成了多点执业的注册后，他便开启了如今的执业模式。

阳光工资和他几乎一样的北京同行王喜，收入在近两年比李立少很多。尤其在2019年，他的实际月收入，工资单之外的额外收入很少。

北京的公立医院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像王喜一样的医生，加班是常态。“996对我们来说都是轻松的。”王喜回忆，在5月份，他一共值了11天班，每个班的时间是24小时，加班费是100块，值班的第二天，依旧要正常上班。此外，尽管国家政策鼓励多点执业，一些北方城市的公立医院管理层却反对医生多点执业，任何未经医院同意的“多点执业”都是禁止的。王喜坦言，他的科主任在周末总去外地飞刀出诊，一次诊金能有几千块收入，但像王喜这样的年轻医生，很少获得飞刀出诊的机会。

以往医生的灰色收入，药品和耗材回扣，在这几年管理尤为严格。不管在北京还是南方城市，医院开会几乎次次都提坚决禁止拿回扣，一旦被院方发现，就要取消行医资格。重回公立医院的李立发现，以往站在课室外排队的医药代表依然存在，只是他们暂时改变了和医院打交道的方式，他们由赤裸裸地直接给钱，变为每周医生开会时给科室医生订盒饭。“订的是最好的盒饭，一个四五十块，一次所有盒饭的花费大约3000元。”——这3000元，原本是之前医药代表一个月给一个医生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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