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健闻：所以2013年，你从华山医院出走，加盟一所私立医院，就是因为这个？

宋冬雷：对。当时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在公立医院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在华山医院成长，成为有名的专家，也带了团队，当了13年的脑外科小组组长，把小组的年轻医生也培养出来了。到了这一步，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想去实现自己的另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把国外那套良好的就医服务体系移植到国内来。

八点健闻：当时的院领导反应怎么样，你的导师周良辅院士说什么了吗？

宋冬雷：最初，我不敢跟周老师当面说，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打印出来以后，偷偷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我在信里首先感谢了老师的培养，我说我要走，不是因为私人原因，我是想出去再造一个新的医疗生态体系。老师看完信之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不要意气用事。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跟他解释清楚以后，他就理解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明白。所以，他也算是支持了我的想法吧。办完手续后，我就一个人离开了体制。

八点健闻：你的好朋友张强早你一步跳出了公立医院，他曾说过，在那个时候，一个医生如果离开了三甲医院，是会消失的。你当时有这种感受吗？

宋冬雷：多少会有落差的。在华山医院的时候，我半天要看四五十个病人。刚去私立医院的时候，一天一个病人都没有。以前是电视台邀请我去做节目，我都拒绝，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去啊。后来到了私立医院，主动申请去上个节目，但是电视台受制于一些政策，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我对这种情况是有心理准备的。后来情况就慢慢好了，从一天两三个病人，到十几个，最后慢慢恢复起来。

八点健闻：2015年，你离开德济，自己成立了医生集团，现在为什么又要再走回民营医院的体系？

宋冬雷：脑外科对于手术的设备、环境、服务、术后护理等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医生集团成立4年来，总共做了3500多台手术，都是四五级手术，难度不比三甲医院低。我们医生的技术没问题，难就难在设备上。我经常打个比喻，我们自己开了一家航空公司，买了很多厉害的飞机，但是没有好的机场让你着陆，那怎么办？自己造一个呗。

八点健闻：造“机场”的过程顺利吗？

宋冬雷：总体来说还是挺顺利的。2016年9月开始讨论，2017年5月正式启动，花了半年时间选址，又花了半年多时间拿施工许可证。2018年7月，进入施工阶段，然后就跑各种医院开业的资质审批，到今年8月31号拿下了执业许可。也许你听起来这不算快，但我告诉你，在北京，也有一个脑外科专家，资历比我还老，很早就想自己开医院。结果一张施工许可证，三四年都没跑下来，现在已经黄了，他自己也没信心了，不办了。

八点健闻：这事为什么这么难？

宋冬雷：因为民营医院属于非规划项目，不在政府的计划里。通俗来说，就是政府本来没打算要在这块地上建医院的，那相当于是给私生子上户口嘛。拿施工许可证来说，我们要跑国土、规划、环保、消防、电力、水务一堆部门，盖十多个章。盖完以后，材料送上去，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只能干等。

八点健闻：说到盖章，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和睦家的李碧菁说她1997年建第一家医院的时候，盖了180多个章。你们建医院的过程中还要这么多章吗？

宋冬雷：现在不用那么多了，前些天我们团队大概算了算，前后盖了40几个章吧。

八点健闻：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着急，会想别的办法吗？

宋冬雷：肯定着急啊。我们当时一度想，要不先办个诊所吧。因为在政策上，办诊所的政策已经先放开了。但是，脑外科光靠诊所是运行不起来的。最后就只能等。

八点健闻：这么听起来，相比审批拿证，融资是否要容易得多？

宋冬雷：是的，因为我们项目还是不错的，有很多投资人感兴趣。去年说是资本寒冬，但对我们影响不大。虽然之前也做好了要低头的这个心理准备，但是最后结果超过我的预期。现在医院都建好了，还是有人想进来投资。

八点健闻：所以你还在找投资？

宋冬雷：目前来看，我们医院开办的资金已经够了。但是后面还有更多仪器设备要采购（脑外科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采购先进的大型设备上。设备和医生技术一样，是根本性的东西）。我现在的心态是，只要有人找过来，还是愿意见一见，当个朋友也好，万一以后我再发展还需要钱呢？

八点健闻：建医院已经花了多少钱？

宋冬雷：一个多亿。后续还需要继续投入。

八点健闻：对你来说，从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到坐上谈判桌，挑战是不是也挺大的？

宋冬雷：还行，因为我也喜欢接触新鲜的东西。不习惯的地方在于，医生的思维是直来直去的，我们对病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绕来绕去耽误时间。但商业谈判不一样，它是很有讲究和一些行业的规则的。这个技巧对于我来说，是性格上的改变才行，所以还是有点难的。后面我就干脆不参与谈判了。

八点健闻：我们曾经采访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的投资人之一、弘晖资本创始人王晖，他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其中一方面是服务意识，比如过去作为大医生、大专家，是众星捧月的地位，但现在作为企业家，除了专业上要服务病人，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去服务其他人，这个转变您能接受吗？

宋冬雷：这个没问题，该倒茶就倒茶，该敬酒也可以敬酒。

八点健闻：不参与谈判，但你在网上的宣传还是挺卖力的。我看你已经发了1万多条微博了，基本都是和医疗相关的。这是你逼自己要做的工作，还是真喜欢？

宋冬雷：我本人是喜欢写写弄弄的，以前在公立医院没有时间。所以，你看我的第一条微博就是2013年从华山医院出来以后发的。我现在一般早上发个早安，白天发两三个病例，晚上再说点个人感想，一天就四五条了。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真有用，如果没有这些新媒体，我们可能早就死掉了。因为官方媒体不会关注你，只能靠自己去发声。

八点健闻：2014年，你就和张强、阎春林一块起草了《中国自由执业医生誓言》。这么多年来，医生的自由执业也是你做所有尝试的基础。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

宋冬雷：因为这是世界趋势，也是行业规律。全世界90%的医生都是自由执业的，我们至少要和国际接轨吧。另一方面，自由执业的内在本质是让市场来评价医生的价值。只有自由执业了以后，他的能量、话语权、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他是为自己干，那一定能干到最好。

八点健闻：谈谈你对冬雷脑科医院的长远规划和愿景吧？

宋冬雷：我们首先是把这家医院办好，让病人、医生、政府都满意，成为私立医院的榜样。第二，我们希望把这种模式更多地复制出去，让大家认识到，私立医院只要认认真真做，走学术的道路、服务的道路，也是能够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对私立医院能不能做好是怀疑的，一是之前被一些私立的医院搞坏了，不顾道德底线，只管赚钱；二是认为私立医院只能小打小闹，搞个牙齿、口腔、美容等还行，正儿八经要看病，做个脑科手术，不行。如果我们把脑科的私立医院做得很好，让大家满意，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私立医院的发展也是一剂强心针、催化剂。

我始终坚信，医院需要公立和私立两条腿走路。现在我们是瘸子，公立一家独大。如果中国私立医院慢慢跟上来，中国医疗服务一部分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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