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隐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前高级研究员劳丽·加勒特是普利策奖获得者，“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报道那场致死774个感染者、波及37个国家的SARS疫情。所以，2019年12月12日，当我读到武汉海鲜市场聚集性的肺部感染时，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感。”她说。

　　在病毒学上，这的确是两种“近亲”病毒。根据中科院的最新研究，通过分析该病毒基因序列，初步判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与SARS整个基因组的相似度有70%。

　　SARS病毒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相比严重性如何？高本恩对此解释说，严重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临床上的表现，感染者住院的风险有多高？住院病人中有多少是重症患者？死亡的几率如何？在这方面，高本恩表示，目前还未掌握足够的信息，但他与同事们刚刚发表的文章估计，住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风险大概在14%左右。“目前已知的是，2019-nCoV的感染者许多是轻症，这与SARS很不同。但轻症和重症在感染者中占的比例并不清楚，因为绝大多数的症状轻微的病例还没有检测和经过实验室确认。”

　　WHO指出，武汉新冠病毒人传人正在发生，初步估计平均一个人可以将病毒传播给1.4至2.5人，且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所谓第四代病例，是指甲传染给乙、乙传染给丙、丙再传染给丁，前后“一串儿”传下来的，这与“超级传播者”不同，后者是一个人同时传染给很多人。

　　“第四代病例的出现，只能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很强，至于毒力如何，还需要证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微生物学专家表示。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副教授冯勇则认为，“从病毒学角度，第四代病毒理论上极有可能比前几代病毒的致病性弱一些。”

　　人体免疫力有自我保护的恢复能力，而病毒也在不断变异。“病毒可能经过变异后更强大，也可能最终被人类清除，两种方向都有可能，还不能说毒性更强或更弱。”前述微生物学专家补充说。

　　此外，症状轻微、但具有传播性，是新型冠状病毒与2003年SARS最大的区别，也是疫情防控的难点。据上述微生物学专家介绍，SARS感染后出现发烧、肺炎等症状后才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有12天左右的潜伏期，甚至更长，发病不是急性，不一定出现高热，呼吸道症状不明显，有的患者就是有点乏力、头痛，伴有消化道症状。

　　“这些病人隐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也不会去检测就医，连大夫也不易辨别。”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危重症专家童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童朝晖目前正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指导救治，他曾是2003年SARS的救治队员。他指出，轻症、隐性感染者是此次疫情防控的重点。“只能通过不断宣传教育，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性，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也是对社会负责。”多位专家表示，对于轻症患者，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行严格在家隔离。

　　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为时尚早

　　此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到武汉调查，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分析自己感染原因或在武汉发热门诊没有戴防护眼镜引起结膜感染，再到全身。

　　“结膜一直是被大家忽视的途径，包括甲流在内的很多病毒都是通过结膜感染，但之前SARS等冠状病毒感染是否有过这个途径，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前述微生物学家说。

　　在用药方面，据卫健委最新诊疗指南，目前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病情已经好转的王广发曾表示，一种治疗艾滋病的酶抑制剂是有效的。对此，上述微生物学专家指出，该药物按适应症只能用于艾滋病，用到其他病人身上属于超范围使用。因此，这需要国家药监部门出来快速审批，并决定能否用于此次疫情，如果医生擅自使用，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童朝辉也表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如克力芝在新型冠中病毒肺炎中并没有与适应症，个案有效不代表对每个人都有效。

　　中日友好医院外科重症医学科（SICU）原主任李刚曾参加SARS病毒的一线救治工作。他表示，在死亡率方面，当时SARS的死亡率大概是10%多一点，疫情开始时高一些，后来有所降低。“目前从这个阶段看，武汉肺炎疫情的死亡率要低于SARS。但死亡率是一个最终数据，现在很多患者还在救治中，很难说高与低。”

　　高本恩还表示，严重性还包括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影响。2003年，全球因非典死亡的人数超过700人，造成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因为当时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大城市都采取了与外界隔离的措施。现在要去预测新型冠状病毒这方面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经济损失、心理和健康的影响、死亡人数这些方面，都有可能超过SARS。

　　“最重要的措施与医院有关”

　　SARS在疫情爆发后至少四个月左右才开始采取隔离措施，而此次疫情发生后，武汉已于1月23日10时起关闭全城交通，随后，封城措施相继覆盖湖北省13地。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说，武汉和周边城市的隔离检疫可能会停止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城市输出感染，这些举措是否能成功阻止全球疫情的爆发，还需要观望未来几周的情况。

　　劳丽·加勒特认为这个措施还是晚了，“这已经无法遏制疫情的传播，因为早在封城之前，30万左右的人已经离开武汉，流向其他城市。”管轶也表示，武汉封城的实际效果存疑，因为不少人口已经流出回家过年。

　　当地时间1月24日，美国疾控中心宣布在美国确诊了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同日，法国卫生部报告了境内三例感染者，病毒开始波及欧洲。此外，尼泊尔也出现了首例确诊感染者。这些病例无一例外都有武汉逗留史。

　　劳丽·加勒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首先要做的是，所有被感染者需要停止流动，全国交通也需要采取检测措施和相应限制。此外，她认为，控制武汉冠状病毒最重要的措施与医院有关，以及医疗团队如何控制病毒。无论是MERS还是SARS，“都像野火一样在毫无准备的医疗设施中迅速蔓延”。

　　然而，过去几天，拥挤不堪的医院、焦虑不安的病人及家属、以及过度疲惫的医护人员和紧缺的医疗物资，都在指向近乎失控的应急。“医护人员很难阻止病人和家属涌入，传染性病毒的（院内）传播是无疑的。”劳丽·加勒特说，在SARS流行期间，医院最终意识到，有必要在医院外设立发烧检测站，对可能的病人进行筛查，并将发烧的病人从其他入院病人中隔离出来。

　　1月18日之前，当官方通报被感染人数为62例时，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者们预测，武汉病毒感染者人数可能已经超过4000；来自兰卡斯特大学Jonathan等人的模型也有相似预测，至1月20号，他们估算武汉市约有3500名感染病例。尽管这些预测与官方通报数据有出入，但劳丽·加勒特认为这一新的流行病似乎即将超过2003年非典的规模，且已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防控范围。

　　上述微生物学家则表示，按过去H1N1流感的发展规律判断，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能要到四月底、五月初才结束。不过，在目前这么强有力的措施下，“应该会把我们预测的3月底到4月初的大高峰降下来。”不过，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福田敬二表示，疫情与信息都在不断演变，当前所有的预测都不过是一种猜测。

　　据官方通报，目前正在筹建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可容纳1000张床位，将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上述微生物学家对此抱有很大希望，“一周之后，可能会有大的改观，至少可以安置下重症病人，病人之间的传播控制住，同时家属情绪被安抚，社会情绪也不会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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