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月的某一天晚上，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陈建昌在他家小区楼下，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姓樊，是一位耗材代理商，给了他两笔钱，各20万。

数字是已经约定好的。前几天在办公室，樊某告诉陈医生一个数字，这是今年给科室的回扣。过几天后，陈医生会回复樊某几个数字，这是回扣在科室内的分配方案。

“我按我个人拿多少钱、徐卫亭拿多少钱、手术医生拿多少钱、非手术医生拿多少钱4块来估算，并将估算情况写在笔记本上”，陈建昌的供述中说。

而后，樊某分别送到这些医生家（楼下），其中非手术医生护士的部分由陈建昌代收。

这样的场景，经历2013年陈建昌升主任，持续到2017年他卸任，并由接任的徐卫亭医生继续。直至2019年8月两人双双被捕。10年间，陈建昌共收到由樊某等多位代理商送出的回扣516万元，代收279万元，徐卫亭收到257万元。上千万的回扣，对应的耗材销售额应该在5000万到1亿之间。

和两人同期被捕的，还有苏州大学临床研究院原副院长、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原主任、心血管内科原主任杨向军，和太仓市中医医院心血管病科主任仇丹卫，两人也都收到了来自樊某的回扣。

又一年过去，四人的案件陆续判决。

从判决书可以看出，收回扣也有“潜规则”和“鄙视链”：担任主任时间更久的陈建昌，是副主任徐卫亭的2倍左右；主任收钱时也要考虑拿出一笔在科室内分配；三甲医院的主任陈建昌，则是差不多同一个地区二甲医院主任仇丹卫的5倍左右。

不过，随着他们被捕和判刑，无论是收到的钱还是其中的“潜规则”、“鄙视链”，都已成空。

而这期间，患者和医保基金为之额外付出的费用，也已是既成事实。

给回扣的门道

2020年8月10日，陈建昌的一审判决书公开。

根据判决书，他2009年6月开始担任副主任，2010年开始收到樊某的回扣。2011年，徐卫亭也开始在自家小区楼下收到樊某的回扣，不过数额比陈建昌要少。陈建昌个人收到25万，为科室其他医生护士代收20万，徐卫亭收到5万。

这一年送出钱后，樊某改变了策略，他意识到手术医生也是耗材和器械的直接使用者，干脆直接联系上了陈建昌科室的手术医生，单独给手术医生一笔钱，建立联系。所以，他提出，之后每年依旧会给陈建昌两笔钱，只不过，第二笔钱只需要用来分给科里不需要做手术的医生护士就可以。

于是，之后陈建昌每次会给樊某四个数字，分别是自己和徐卫亭、手术医生、非手术医生护士的分配。

2012年后，两人收到的金额都在上升，到2015年，陈建昌50万，代收也是50万，徐卫亭20万；2017年，也就是陈建昌卸任、徐卫亭继任那一年，两人都收到40万，代收也是40万；2018年和2019年，陈建昌分别收到20万，徐卫亭则收到40万和50万。

在医院各个科室里，心血管科是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使用量都很大的一个科室，也是医疗腐败重灾区之一。细化到科室内部，科室主任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可以决定进哪一家的医用耗材或者医疗器械，或者是不用哪一家的产品。

陈建昌担任科主任之时，徐卫亭担任副主任，他对科室里的高值医疗耗材、设备准入、更换代理等事情具有一定建议权，可以按照流程去申请，但是没有决定权。

收回扣的数额也可见谁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徐卫亭收了257万多元的回扣，几乎是陈建昌的一半。

两人的数额加起来，有近800万元，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医疗市场发达、医疗水平较高的地区，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科室主任和副主任的“灰色收入”可以达到如此数额。

灰色收入无处不在，当地另一家颇有名气的隔壁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原内科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杨向军，在15年内拿了来自不同公司的444万多元的回扣。更为大胆的是，相比其他医生，他的回扣交易基本都是医院办公室完成的。

没有一家公司是一次性给完这些钱的。他们的做法几乎一致，并且老练，甚至摸索出了给回扣的不同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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