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组合拳能斩断灰色利益链条吗？

高额回扣使得各大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一直居高不下。此前有媒体统计，医药上市公司平均销售费用率超过30%。

以步长制药为例，仅2019年，步长制药销售费用支出就高达80亿元。

恒瑞医药2019年的销售费用率为36.61%，这一比例在沪深股市医药制造业230多家公司（含原料药公司）中也只是处于行业居中水平。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此前对媒体分析称，过去有很多药品药价虚高，就是一些药出厂价很便宜，但经过若干环节，到了医院、患者手里，就非常贵，这就是商业贿赂造成的。

事实上，近年来，为了打击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管控措施。

以国家药品集采为例，目前，已走向常态化运行，药品集采已开展三批，共涉及112个品种，平均降幅54%，药价虚高水分被大幅挤出。

此外，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也拉开帷幕。近期，京津冀三地医疗保障局已联合签订了《京津冀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三地拟组成联盟并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降低医用耗材的价格。

在打击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方面，今年9月，国家医保局公布《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将医药购销中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涉税违法等7类行为作为失信事项列入目录清单。

国家医疗保障局价格招采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医药领域给予回扣、垄断涨价等突出问题长期存在，是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并导致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等问题，扭曲营商环境和行业生态、削弱行业创新动力，建立信用评价制度目的之一在于促进医药产品价格合理回归。

另外，今年国庆节前公布的一份文件更引发医药界广泛关注。

9月30日，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对外公布。其中明确提出，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

另外，文件对医药代表主要工作任务进行了明确，包括四方面：拟订医药产品推广计划和方案；向医务人员传递医药产品相关信息；协助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本企业医药产品；收集、反馈药品临床使用情况及医院需求信息。

上述《办法》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

曾被视为业内潜规则的“带金销售”被勒令叫停，留给药企和国内300万医药代表谋求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

资料图：昆明街头新开设的“智慧药店”吸引市民体验。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躺着挣钱”的日子结束！药企、药代如何求生？

事实上，对于医药企业来说，冲击已经伴随着此前带量采购的开启持续发酵，转型成为生存的必然选择。

若想获得优势，企业就要挤出“水分”，在人员结构优化上，庞大的销售团队就成为了先“开刀”的对象。

以此前参加了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的信立泰为例，其2019年年报显示，信立泰的销售人员从2018年年末的2108人下降到1666人，减少约20%。

与此同时，药企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研发领域。

数据显示，恒瑞、复星、中国生物、石药、上海医药、科伦等龙头企业，2019年的研发门槛超过10亿元，相比于往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更为关键的是，集采模式通过确保中选药品的临床用药，来压缩企业的销售费用，帮助药企放弃传统营销模式。据《人民日报》早前报道，重点企业中选产品销售人员平均压缩49%，销售费用占销售金额比例从40%下降到5%—10%。

而对于医药代表个体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注定要经历职业转型的“阵痛期”。

“药品集采开始后，一些业务就逐渐受到影响，周围的同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不少人陆续辞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杨鑫告诉记者。

杨鑫说，之前，很多同事认为带量采购的影响有限，并不会波及到整个大市场，但现在看，之前的预判过于乐观。如今，杨鑫自己也在考虑换工作的问题。

“重回公立医院系统已经不可能，要么继续在医药企业寻找‘新大陆’，要么彻底转行。”杨鑫说。但她也承认，无论哪种选择，对于已经人到中年的她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而对于主要精力在技术支持上的吴鹏来说，带量采购暂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影响。对于未来的发展，他相对乐观。“无论如何改革，技术支持都是任何医疗机构不可缺少的，这其实也是企业真正应该提供的内容。”

在他看来，改革是这个行业的必然出路，未来，他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健康行业，自身也能够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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