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人社部

国务院直属副部级单位

与国家医保局同级

在人社部网站公布这则消息之前，新成立的国家疾控局就已经召集了一批专家，吃住在昌平，用4天时间讨论具体的机构调整方案。

这次“秘密行动”将是中央级的疾控机构第四次调整。

据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称，新成立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将聚合原国家卫健委内设的疾病预防控制局、应急办、卫生健康监督中心等部门，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CDC）。

此前，中国疾控系统在国家层面主要由行政和事业两大部分组成：国家卫健委内设的疾病预防控制局等相关部门，以及直属的中国疾控中心。

其中，国家卫健委内设的疾病预防控制局，主要负责拟定疾病防治规划、免疫规划以及公共卫生问题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控体系，承担疫情信息发布的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则是专业技术部门，主要职责是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等工作，为国家制定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划、项目等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建议等。

据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称，该局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级别与国家医保局一样。

另据多位可靠的消息源透露，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相关方案，在“两会”前后曾有过较大变动。

“目前’三定方案’都没出来，工作和人员架构都正在安排。最近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将边工作边建设。”一位国家卫健委人士向八点健闻介绍。

（注：“三定”，是指对一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等三大内容进行确定。）

他分析，依照以往司局安排经验，“三定”的时间不会过太久，可能在“五一”后。

一位接近中国疾控中心的人士称，国家疾控局这样一个国务院直属局成立之后，全国疾控系统可能有相应划转，“或许会跟烟草专卖局一样，从上到下垂直领导”。

此外，疾控系统的薪酬“后面一定有变化”。

新任局长：

疫情临危受命，接管湖北卫健委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新任局长王贺胜，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排名紧随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之后。

王贺胜1961年出生，在进入国家卫计委之前，曾长期在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卫计委、天津市委宣传部等任职。其中，2008年至2014年，他历任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天津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

一位卫健系统人士回忆，他当时主管医院医政，对公立医院比较熟悉。

2016年8月，王贺胜出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后出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期间，王贺胜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政医管、宣传等方面工作。

据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称，在抗疫过程中，王贺胜有相当的成绩。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爆发后，时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的王贺胜，作为中央指导组成员赴武汉指导相关工作。根据公开报道，1月23日他就在武汉。1月24日，他带领前方工作组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1月26日，联勤保障部队首批防疫物资运抵汉口火车站，他也在现场交接的负责人之列。

2020年2月，在湖北疫情最为严重时，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主任。

上述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透露，之后疾控系统的改革，将与公立医院有更多配合。而新任局长曾主管医政医管，或许也预示着这一方向。

医防融合，即医疗机构和疾控部门的融合，也是多位学者近年的建议。

“你建再好的公共卫生，没有病人会去公共卫生部门，他去的是医院。所以我认为疾控应该在大卫生系统之下。”一位研究公共卫生的学者曾对八点健闻分析。

此次履新的常继乐、沈洪兵和孙阳三位副局长中，两位是国家卫健委原疾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常继乐，国家卫健委内设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局长。1963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原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担任过原甘肃卫生厅副厅长、原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

孙阳，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原华西医科大学)，1998年在协和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做过多年内科医生，原卫生部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组长、原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唯一来自卫健委系统之外的副局长沈洪兵，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1964年出生，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并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

分析一位局长和三位副局长的履历，或可看出中国疾控系统将来的定位：在防控机制、应急指挥、专业研究并重的基础上，与医疗机构有更多配合。

而将来，这一新的疾控体系，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将有更强的应对能力。

靴子落地，改革开始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疾控系统改革的新开始。

过去18年里，中国疾控体系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国家疾控中心，是隶属于卫健委的“全额事业单位”。脱胎于预防医学科学院的CDC，底子里是个研究机构，其优势在于科研而不是疫情防控。

有CDC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形象类比，它更像是卫健委的’智囊团’，主要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技术指导支撑，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力。

真正让公众意识到这一沉疴的，是2020年2月27日，武汉疫情时期，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就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疾控中心只是一个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告，而向地方政府报告以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是地方政府的事，疾控中心没有权力再进一步做更多工作。”

中央的这一级疾控中心，与地方上的三级总计3500个疾控中心，虽然都叫疾控中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缘起。整个疾控体系并非一个自上而下一贯到底的四级结构。

长期以来的一个诟病是，中国疾控中心和各级疾控中心并非垂直管理。国家疾控中心是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但地方疾控中心的行政管辖权属于地方政府。

除了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和隶属于其下的疾控中心，部分疾控行政职能分散在应急、医政医管部门。

不合理的体系下，医疗、疾控和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容易各自为战。

多年来，公共卫生界流传有一句俗语——“财神跟着瘟神跑”。每每有重大疫情发生，各级财政、社会资源、舆论呼声都在支持疾控系统。但很快“飞鸟尽，良弓藏”，疫情得到控制，太平盛世繁荣，人们也就忘记了瘟神的存在。

财务、人力、资源，曾经投向疾控系统的一切，因为长期看不到收益，以及持续投入的必要性，又纷纷流出。加之多年来“重治轻防”的观念引导，疾控中心的地位逐年下降。

核心的中青年骨干近年来严重流失，还在读书的学生们也不愿意来。

十年前，进入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几乎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最令人艳羡的工作，而对于今天的预防医学，他们更想去赚钱更多的药企或是更具政策决定权的卫健系统，事业单位改革后的、被划分为公益一类的疾控中心收入太低，是摆在择业面前的一道硬门槛。

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关于疾控改革的呼声不断。2020年两会期间，代表们纷纷拿着疾控改革提案递交到两会上，引发新一轮热议。

改革总体可以分为两派：一种声音是另起炉灶，应在卫健委之外设立疾控局，以此构建的全新体系，应具有独立决策权、发展规划权；另一种声音是内部重组，将卫健委疾控局与疾控中心合并，组建具有行政权、自主权的疾控行政管理机构，赋予疾控中心发布信息等权力。

本次疾控局的成立，意味着争论结束，尘埃落地，改革开始。

但是大疾控局需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具备什么样的执法权？新的机构设置是什么样？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还需要等待“三定”方案。

接下来，除了该局的“三定”方案，需要确定的还有：疾控改革的具体方向怎么定？遍布全国的各级疾控中心，将有怎样的变动？疾控人员的薪酬待遇如何提高？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