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在朋友圈看到陈顺平先生夫人的长文，记述了陈先生发病的经过。陈先生的经历，值得概述一下，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情况。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一个人在疫情中发病，可能会经历什么。

4月13日晚上9点多，陈顺平开始感到腹部疼痛，后来越来越严重，决定求医。

他们先是找到小区党委，再联系小区对接医院事务的同志，第一时间帮他们开了出门证。

这个环节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是也看出封控十几天后，上海已经有所进步，突发疾病的人，可以开出门条去求医，这比疫情刚开始那几天视频里发生的事已经有所改善。

11:37分，他们打了110。110让他们打120。——这个处理，没有问题。

11:39分打120。120客服说：“需要排队。”至于排多久，答复说不清楚。“只能在家等死？”“没办法，只能等。”

11:41分，120回电话，表示可以派车，但是仍需等待，前面还有2人。他们说，110也联系了他们。

到这个环节看，虽然120存在用车紧张的问题，但是110和120的工作，仍然算是正常的。尤其是110，还跟进了一步，给120打了电话，这说明警方已经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12点多，120的车到了小区，带陈顺平夫妇到同济医院总部（新村路）。护士拦住不让进，说：“我们不接诊，里面全是阳。”病人哀求，让进去看病，因为看到急诊里面人头攒动。护士给领导打电话，领导恢复说不接。

没有办法，120带着他们，到第二家医院——“第十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没有开门。

120告诉他们，“你这病不致命，回家自己买药吃吧。”病人结束了求医过程，回到家中。

这就是看病的过程。陈顺平痛了一夜，中间起来吐了好几次。两人都没怎么睡，到了早上7点，陈顺平告诉夫人，他“不躺了”，起床去了客厅，而夫人困到极致，睡着了。陈顺平到了客厅，写下纸条，然后从窗户跳了下去。

8点多夫人起床后，发现丈夫不在了。她到了楼下，看到血肉模糊的身体。

120又来了，再次把陈顺平拉到了同济医院进行抢救。这次可以抢救了，但是人却已经死了。陈顺平夫人问医生，昨天来了为什么不能接诊，抢救医生说：“昨天晚上是有阳，但是消杀后还是接诊的。”

引号里的内容，都来自陈顺平夫人记述的原文。

毫无疑问，医院是有很大责任的。如果医院能如实说明情况，消杀后可以继续看病，陈顺平只需要在急诊那里等几个小时，就能进行治疗。

最初回复的医生说：“里面都是阳，不能接诊”，一定是一个夸大的说法，因为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同济医院总部“里面都是阳”的相关报道。第二天早上抢救医生的说法，可能更符合现实，医院确实出现阳性，但是处理后，又恢复接诊了。

很可惜，陈顺平无法获得“上帝视角”，不知道医院在他们走后又恢复了接诊。

我猜测，医院也会认为自己遵循了防疫的所有规定。

比如，现在有明文规定，医院急诊科不得停诊（不知道为什么第十人民医院没开）。但是，医院可能也要遵循防疫的硬性规定，比如，出现阳性后，原则上一律不再接诊。

这个“原则上”就有解释的空间，到了一个具体的医生那里，他已经非常疲劳，也没有亲眼看到病人的痛苦，只是接到护士电话，“120拉来一个病人，说肚子疼”，医生很有可能回复，“都是阳，不能接诊”。

作为政策“补丁”，在“出现阳性后立即停止接诊”这样的原则后，还可能有一条：“如果确实需要急诊，在彻底消杀保证安全后再接诊……”只不过陈顺平没有享受到这个补丁待遇。

防疫中有各种硬性规定，每一条单独看起来，都是有效的、正确的，但是，有很多规定本身，就是相互抵触的。“任何人不得出小区”，“任何人不得阻拦急症病人求医”；“医院出现阳性应该马上停诊”“医院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受急症病人”……

这几天看到的所有个体的悲剧，似乎都是这些相互矛盾的规定“打架”的牺牲品。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被各种各样的“必须”“一律”支配得团团转，直到情绪崩溃。

陈顺平夫妇的故事，让人悲伤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是优雅而理性的，退休后在大众乐团演出。陈顺平夫人退休后，一直在做志愿者，丈夫跳楼这天早上，让她起床的是，8点要去当志愿者配送抗原——这是多好的一对夫妇啊。

陈先生在留下的纸条中分析，自己应该是急性胰腺炎，那是人能遭遇的最强疼痛之一。他推测，自己应该是来到了生命尽头。写下纸条，告别世界。这是一个理性的人所做的最后一个决定，直到死，他都是体面的。

而这也是我们无法这么“理性”的原因。我们必须像陈顺平夫人那篇记述的最后一段那样去追问：

“为何？为何？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