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中国缺乏医生自由执业，优秀的医生始终集中在高等级医院而难以下沉，在缺乏优质医生的前提下，守门人制度很难产生，这导致基层医疗积贫积弱，难以获得真正的发展。医院以住院为主，在检验检查等服务上本身就配置齐全，对第三方服务的需求并不大，基层医疗才是第三方服务的主要需求方，但由于基中国基层的薄弱，市场难以产生对第三方服务的大体量需求。

而且，由于中国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是以全能型医院为出发点，以粗放式发展为主，缺乏精细化管理能力，只要能带来明显收入的部门都会进行扩充。随着自身业务体量在过去十年的快速扩张，可外包的医疗服务都已经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进一步抑制了医院将相关利益切割的意愿。

当然，随着医保改革的进展，医院需要转向精细化管理模式，成本考核将越来越严，这会推升医院将不赚钱的部门转移出去的意愿。但是，虽然检验检查等部门在住院受到了挤压但完全可以转移到门诊，医院仍能保住这部分收入和利润。

其次，受到医保改革的影响，医院从单个病人获得的收入面临较为明显的下降，为了保证自身可持续，必须加大吸引病人的力度，这就需要扩大在基层的虹吸。从国外来看，无论是私立医院还是公立医院，在医保支付制度持续改革之后，都掀起了持续的合并浪潮。而在中国市场由于公立医院隶属于各级行政机构，区域性的医联体和医共体整合就成为了明显的趋势。随着医联体和医共体的成型，牵头的医院往往获得了数家到数十家的下级医疗机构，其在医联体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体系，无论是检验检查还是药事服务，都拥有了独立的中心，与外部机构合作的可能性更是大为降低。

当然，第三方服务商可以通过去三四线城市托管医共体的检验科室来获得增长，但这更多依赖资源，难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商业模式。从东亚的发展模式来看，部分第三方检验服务出现了回流医院的现象，这是因为医院受到医保挤压之后，为了弥补出现的亏损，会寻求加大有利润的业务来对冲。而且，医院加大并购之后，医院集团的规模效应也能保证这类业务的发展。

最后，随着高价值业务向大中型医院集中，外包难以满足医院需要的即时服务，这也促使医院加大在检验检查等业务的投入。比如，日本拥有病理诊断科的医院从2008年的168家增长到2019年的916家。在日本，第三方独立实验室不属于法定的医疗机构，不能出具病理诊断报告，只能出具病理检查报告，再由医院自身的病理科医生出具诊断报告。但由于大部分中小型医院没有病理科医生，只能聘请兼职病理医生，这限制了服务能力，特别是在需要快速出结果的术中诊断，医生和病理科会诊或协调的顺利进行也受到了影响。即使在大医院，日本治疗癌症的医院中还有约50家没有专职病理科医生，这严重限制了大医院术中诊断的能力。因此，持续在院内增设相关实验室成为医院尤其是大医院的明确需求。

因此，由于基层医疗的薄弱以及医联体的扩张，市场对第三方检验检查的需求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而且未来随着医保压力的增强，医院对于营收和利润的需求进一步压制了第三方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高价值业务的快速增长，医院对与高价值业务配套的服务有着明确的时间和质量需求，这催生了相关业务在医院内部的自建，抑制了第三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