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战场，总结经验与教训

　　新增的感染者现在已越来越罕见，不少医院正在扫尾重症高峰时遗留下的少量新冠病人。

　　武汉市第一医院将各个专科病区收治的新冠感染者，转移至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其中多数仍在治疗感染后加重的基础性疾病，或合并的细菌性感染。

　　进入2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依然忙碌，季节性呼吸系统疾病多了起来，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链球菌、流感等原因引起的肺炎。

　　专科ICU也不再收治重症新冠患者，范学朋告诉记者，重症医学科的两间主要用于收治传染性疾病病人的负压ICU病房，2020年武汉疫情时、2022年年底感染潮来临时，都曾用于新冠重症病人的救治，到今年1月中旬，这两间负压病房也腾空了。

　　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ICU床位更多地被术后病人占去，“也有个别新冠病人，外地治不好，然后到这儿来。”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现在我们留的后遗症就是口罩摘不下去。”

　　在仁济医院，随着临时新冠病房的最后一名病人在2月6日出院，外科大楼5楼的骨科五官科病房结束了临时急诊病房的使命。过去的40天里，这个临时急诊病房由全科医学科的团队负责，收治了91名急诊的重症患者。

　　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当天，全科病房就收治了3位患者，第二天病房就收满了。临时病房最后一位病人出院后，其他新冠病人已陆续转到仁济东院的感染科，如今也只剩31位。

　　“这两天的门诊量已经和正常的同期相比，没有任何差别了。”仁济医院门急诊办负责人樊翊凌告诉记者，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心理科、心内科、血管外科、呼吸科、中医科的患者就诊数量有明显的增长。

　　医生刘霖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观察到，这段时间前来就诊的患者中，有一部分患者有“长新冠”表现，比如感染后一两个月了，仍会有心悸、胸痛、持续性咳嗽、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

　　还有一部分病人，多是基础性疾病较多的老人，感染后一直在家熬着，把基础病熬重了。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让刘霖印象很深，她是感染后一个半月才被家人送到急诊的，那时老人病情已有些严重。

　　“老太太在家烧了一两天就不烧了，也不咳了，就关在家里，家人还特意备了制氧机、血氧仪，照顾得挺好的。”刘霖说，但老人一直精神特别差，只能躺在床上，不想吃饭，等疫情平稳后送来医院，却发现老人身体各个器官，比如肾脏、肠胃、肺都出了问题。

　　“以前专家说有沉默性缺氧，其实我们觉得不光是沉默性缺氧的问题，一些器官的损伤也是沉默的。”刘霖告诉记者，“还是要引起警惕，现在医疗资源已经不存在问题了。”

　　从整个医院的门诊量来看，“后遗症的病人已经很少了，基本上还是以原来的专科疾病为主。”范学朋告诉记者，随着重症高峰的退去，医院就组建了新冠康复门诊，中医部推出了“咳嗽病专家号”，来处理感染新冠后的遗留问题。

　　而这个春天，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们去准备。

　　“这3年，还是改变了很多，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的。”范学朋说，医院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去研究、消化这些东西，去分析普通人就医行为的变化，以便于提前做好准备，满足他们的需求。

　　“（比如）心理焦虑、睡眠障碍这类的门诊我们慢慢就得筹划给开起来。”范学朋告诉记者，随着春天的到来，很多运动损伤可能也会到来，也要去开设运动损伤类的门诊。

　　陈柳青在琢磨的是，今年怎么能把皮肤科专家门诊量再提高些，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春天马上要到了，那些对花粉和柳絮过敏的皮肤病人，又要多起来。

　　在发热门诊外，荣义辉尚未决定撤走那顶曾为排队患者遮风挡雨的蓝色帐篷。

　　“还是有一点点担心，专家们说五六月也许会再来一波。先放着呗，有备无患。”荣义辉说，他希望能够把三级医院的发热门诊取消，未来即便有大规模的疫情暴发，可以将90%以上的轻症患者在基层医院、二级医院完成筛查和基础诊疗，三级医院则集中负责重症病人的抢救，“就走跟日本、新加坡一样的分级诊疗的策略，比较顺畅”。

　　不少医生也明显感觉到，这场疫情推动了中国分级诊疗制度的进程与医联体诊疗模式的发展，而这也成为不少医疗机构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冲击时，在策略上的共识。

　　樊翊凌提到一个“医联体派上大用处”的细节。“我们有个转运专班，每天大概要往各个医联体里见缝插针地送几十个病人。”他告诉记者，在急诊接诊最高峰、再没有一只脚可以插进去的情况下，转出去20来个病人算得上“雪中送炭”了。

　　大上海保卫战时，老百姓一度诟病的120救护车运输能力问题，也在这场年末的“决战”中得到了改善。

　　“上海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调拨了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并非常有创造性地召集了一批麻醉科医生担当随车医生。”樊翊凌说，“麻醉科医生抢救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一下子把上海的院前急救能力扩充了一倍也不止。”

　　如今，急诊的医生们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状况，并未表现出多大的担忧。仁济医院东院急诊室正在考虑重新规划布局，以更好地适应“平战结合”的工作状态。

　　“要提前做好准备布局，不然每次应战太仓促，实在吃不消。”黄欢说，即便疫情再来，也有没什么可怕的。刘霖也觉得，即便再来一次，他们会更有经验去应对，心态会更加坦然。

　　秦宇红也开始回溯性地总结过去两个月里救治病例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与之斗争了3年的病毒，他还想了解更多。那1例入院40天仍未转阴的病人让他又开始思考，病毒在人体的存在状态究竟是怎样的，病毒真的没了吗？

　　他想起来当年在湖北鄂州支援时，同样有一位新冠感染者，感染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核酸检测结果总在阴性与阳性之间反复，经过治疗已转为普通型，最后突然变成重症，去世了。

　　“挺奇怪，病毒在人身体内的存在状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可能大部分人健康了就都没了，但像有些人可能长期带毒。”秦宇红说，他打算拿这个病例，参加急诊界的学术交流，听听大家的意见。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趟过冬天后，樊翊凌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结尾描述他的感触，“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有时候，上班路上车水马龙的，在医院门口堵着也没有一点儿烦躁。”樊翊凌说，久违的烟火气、人气回来了，人们宁可堵在路上，也不愿看到城市空空荡荡的样子。

　　他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疫情时，支援过4家方舱医院，经历过路上只有自己一辆车的时刻。“那种情况心里是很难受的，所有人都像与世隔绝了，就我们能够出现在街头。”

　　如今，樊翊凌终于不再需要有任何戒心的状态，可以不再过那种小心翼翼的日子，可以摘下口罩，跟全都“阳过”的家里人一起在餐厅吃一顿饭，“非常非常快乐”。

　　“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的。”樊翊凌说。

　　在仁济医院，他感受到医院迸发出一种活力，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医院的发展也重新步入正轨。但疫情3年，入院病人减少了，病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医院的业务营收也减少了。

　　“但医院你总得生存，你怎么样把失去的这些东西补回来？其实（过去3年）是在吃老本。”樊翊凌说，只有靠更勤奋地工作了。

　　这最难的3年，是靠全国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扛下来的，他所在的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是照常发放的，但也有一些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有所下降。樊翊凌觉得，这3年对医务人员亏欠了蛮多，“医务人员也是人，也需要养家糊口的”。

　　他只希望，人们不要过了一阵子又忘了这群曾为他们挺身而出的人，希望不再出现喊打喊杀的声音。

　　秦宇红则有些担心，疫情过后，周边扩张的医院会开始“挖”人，他不想再流失跟着他扛过这3年的战友。这也是荣义辉担心的事情，疫情3年，他所在的感染科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有不少医护人员选择离职或转行，他自己也有被“挖”过，但舍不得离开。

　　最近，他打算再组织科里的人搞一次大聚餐，把队伍的士气重新提起来。上一次大聚餐还是2019年，摆了两桌，坐不下，那时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准备带着大家大干一番。

　　“疫情严重时，感染科的肝病门诊关了，肠道门诊关了，疫苗门诊也关了，只保留了发热门诊。”荣义辉说，大概5个月以后才重开。那段特殊的日子结束后，他发现科里的人“没有一个好的”，他在系统里偷偷查看了科里同事的就诊记录，有的神经衰弱，有的月经不调，有的乳腺结节。

　　在荣义辉看来，新冠病毒“乙类乙管”后，对于感染科而言，疫情算真正结束了。

　　而3年来，疫情反复，从感染科的学科发展上来讲，有很多东西都被落下来，“发热只是这个专业中的一小部分”，但他脑子里不得不常绷着一根防疫的弦。

　　但感染科要真的重新回到3年前的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就像修车的，这活儿你要不停地摸，几天不摸就不一样了。”荣义辉说，回归后，在真正接触病人时，还需要磨合，但至少现在他们可以放开手去做了。

　　“现在全国的趋势都是，争分夺秒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能感觉到一种复苏的势头。”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他所在的科室新一年的任务已经定下了，学科建设也有了新的图景，在这样一家创建尚不足10年的医院，他们将全面提高医生的医疗救治能力与质量。

　　汤传昊也觉得，疫情告一段落，医院还是要发展，学科也要建设，“可能还没有太多喘息的时间，就有新的目标了”。最近他发现，到医院食堂吃饭的人多了，他称之为“疫情晴雨表”的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症状缓解了，连门诊楼大厅里的那架钢琴也重新响了起来。

　　不少医生还很期待，新的一年与全国各地同行的重逢时刻。过去3年他们失去了太多线下的学术交流机会。

　　今年春天，汤传昊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有时间想带孩子去看看大海。”他说，“孩子上一年级时，本来想带他去，机票、酒店都订好了，赶上了疫情。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3折的机票了。”

　　刘霖3年前本计划去芬兰看极光，雪地靴、羽绒服都买好了，连看极光的玻璃房都选好了，最后行程也落了空。现在，她打算把这个计划重新提上日程。

　　寒冬过后，许多医生对于这个春天的期盼，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

　　黄欢希望找个假期或周末，带孩子走出上海，去踏青，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还有一个愿望，希望2023年能回到武汉，跑一次“汉马”。

　　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前，他刚刚报名了当年4月的武汉马拉松，但马拉松没跑成，却因支援雷神山医院，在武汉待了45天。3年疫情期间，一年一度的“汉马”因各种原因取消了。

　　2023年武汉马拉松将于4月16日举行的消息传出后，黄欢报了名，“看抽签能不能抽到”。他还特意给武汉马拉松官网发了一条私信，询问3年前援鄂的医护人员有没有直接的参赛通道。

　　“对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还是想再回去看看，看看武汉，看看武汉的樱花。”黄欢说，“这是我在这个春天比较大的一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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