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红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2015年她所在科室接诊了一位急性白血病（高危）患儿，患儿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认为诊疗过程存在严重过错，遂于2016年提起民事诉讼，将厦大附一医院告上法庭，2017年法院一审判定承担“次要责任”。此后，家属又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并刑事立案，检察院在2019年2月27日批准逮捕并移至法院。

一位熟悉该案件的法律人士告诉“医学界”，该案不寻常，“医疗事故罪”入刑26年来，极少有医生因“医方负次要责任”而被批准逮捕、进展到审判阶段。

一名高危白血病患儿

死亡引发的案件

根据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网信息，温红仍在医院参与工作。她是福建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血液肿瘤学组委员，擅长小儿白血病及各种肿瘤的化疗、地中海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诊治。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2017年一审民事判决书，“医学界”了解到了案件详情。

2015年12月7日，患儿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医时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细胞，高危），曾前后三次入院治疗，并在第三次化疗时出现发热、脓毒血症伴感染性休克，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

家属的控诉包括，擅自提前化疗疗程、第三次化疗时盲目使用化疗药物甲氨蝶呤，未及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患儿出现毒副反应后未及时采取有效的诊疗措施等。

医院则辩解称，化疗疗程的制定、化疗药物的选择及使用剂量符合诊疗常规，治疗中不存在未经同意而跳过治疗疗程的问题。“原告之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因自身疾病发展不可逆导致的。”

审理过程中，思明区人民法院委托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书认定医生化疗方案、用药均合规，但第三疗程未按时监测（甲氨蝶呤）血药浓度、未采取充分水化治疗等，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次要原因力。

最终法院认定，患儿所患疾病本身即属高危组，综合全案各方因素，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单独计赔外，认定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40%的赔偿比例，合计赔偿532008.7元。

但民事赔偿终结后，该案又转为刑事案件。除了被诉“医疗事故罪”，温红还面临140余万的刑事附带民事索赔诉求。

庭审焦点：次要责任到底

要付多大责任？

为进一步了解案情，“医学界”向思明区法院审管办提出旁听申请，截至周三（12日）开庭前未收到回复。但据了解，这次审判前后持续了6个多小时。

据《医师报》此前报道，针对该案件，一位律师曾透露，相关专家进行过专项学术论证，并表示“本案甚至不构成医疗事故，医方也不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我国刑法，“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据“医学界”了解，此次庭审，双方争论点之一，正是温红是否严重不负责任，与患儿死亡存在强烈关联。公诉方认为，“次要责任”也可以算是（医生）严重不负责任。

对此，前述法律人士对“医学界”分析，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医疗事故中要么案情极其简单、黑白分明，要么尸检确定，患者死亡主要是由医生“失职”导致，否则医生的医疗行为，应该更多地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位厦门当地的医疗律师告诉“医学界”，如果有新证据，比如说再次鉴定，结论改变，认定医疗事故主要责任或者认定医疗过程严重违反诊疗规程，可能会立案。

如果没有，或再次鉴定结论没有改变，依旧是“次要责任”，一般不会刑事立案。“不然谁还敢当医生。”她说。

温红在求助《医师报》时提到，原本公安机关依法初步侦查，便可获得本例‘非罪’的边界即‘次要责任’，两次“次要责任”鉴定也意味着“非罪”铁证，思明区检察院本应纠错止步，却依旧批准逮捕并移至法院。

针对“次要责任”，“医学界”查阅发现，今年年初“医法汇”曾发布《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显示仅2019年至2021年，判决医方需承担责任的案件共计达6467件，其中医方责任级别至少是“次要责任”或以上的，占82.97%。

“根据这个数据，最终被定罪的医生却少之又少，就是因为大部分情况下都不宜刑事追究。”前述法律人士分析，“尤其是疑难杂症，有的还涉及院内不同系统合作，影响因素多。若疾病本身特点是导致不良临床后果的最主要因素，在刑法处置时对待个体医者更应该‘宽泛’，而不是‘宽滥’。”

庭审结束后，“医学界”在周四（13日）联系上温红，对方表示，“案件拖了这么多年，从司法到单位被对方（家属）不停控告，身心俱疲，相信司法会公平公正。”而关于更多案件细节，温红方表示因个人身心状态，以及案件仍在审理中，暂时不宜多谈。

何种情况下，医生会构成

“医疗事故罪”？

上一次引发全民关注的医疗事故罪案，是福建长乐市医院妇产科李建雪医生一案。

作为福建省首例“医疗事故罪”涉案嫌疑人，李建雪历经开除党籍、被吊销医师职业执照，先后6次取保候审、半年多的监视居住。直至受到医疗届多位专业人士的声援和法律援助，2020年6月11日，二审判决书最终宣布李建雪无罪。

该案的辩护律师、知名专业医疗律师邓利强曾解释说，认为（死亡）属于患者身体特殊原因，及当时医院和相关医师的整体水平与认知的局限问题，而不是具体某个人的不负责任。

在医疗纠纷中，何种情况下医生可能被认定刑事责任？2019年发表的《违反医疗核心制度行为在医疗事故罪认定中的作用》一文曾做过统计，在2012年至2018年检索到34份判定为“医疗事故罪”的案件，共涉及医务人员62类行为对20项医疗管理制度的违反。

具体行为包括“明知超范围执业，未转诊”“ 未进行皮试”“擅离职守”等，“医学界”梳理发现，其中的案件逻辑多数较为清晰，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涉及的疾病本身并不“复杂”。

如在（2014）望刑初字第41号案中，出现了较为罕见的医方负“次要责任”，却被认定罪责的情况。该案中，患者死于罕见的药物过敏反应，是自身特异性体质所致。但医生在用药过程中，解热镇痛药+激素+抗生素同时肌肉注射和静脉点滴，未遵循药物说明书的配伍禁忌，被法院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

事实上，多年来“医疗事故罪”一直是医疗法律界讨论的焦点。由于医疗活动具有较高的风险性、未知性和专业性，医疗事故中的因果关系、注意义务和损害等认定较难，而“严重不负责任”虽有相关条款解释，但始终缺乏明确界限的裁定标准，相关痛点始终存在。多篇相关论文都提出，应吸纳具有医学背景的陪审员加入审判组织，通过更专业的角度对医学案件进行判断。

其实，我国自1997年设立了“医疗事故罪”以来，在法学界和医学界取消“医疗事故罪”的呼声就从未间断。

此前在“李建雪案”时，专业医疗律师赵因就向“医学界”表示，医疗过失不仅要慎用刑罚，还应当修改刑法，废除“医疗事故罪”。这名律师表示，对于那些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的患者伤亡，可以依据刑法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医务人员在治疗每一个患者时都担负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将医务人员的一般医疗过失行为入罪，势必会加重他们的责任和思想压力，影响医学发展。

近年来，温红一边参与一线医疗工作，同时历经被控告、民事庭审、后又被刑事立案，批准逮捕、取保候审。此前，她曾写信向《医师报》求助，称“身为医疗组长，被以涉嫌医疗事故罪刑事立案，不堪几年来‘准戴罪’身份的煎熬和愈来愈烈的折磨，特借业界媒体向行业同仁求助，以阻止此错案‘最后一步’的铸成。”

就像邓利强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每位患者死亡都要医生承担刑事责任的话,谁还愿意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