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医药公司进价1500万元的大型放疗设备，卖给公立医院时竟然向院长行贿“回扣”1600万元！广东省三家药企被指虚构支出40亿元，真实的支出用途是“公关”……

受医疗行业反腐的影响，近期拟举办的多个医学学术会议取消或无限期推迟，被指与医药公司借助会议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有关。一些省区流出文件通知，要求医务人员限期上交从医药企业处获得的“讲课费”等不当利益输送。多家知名医药企业据传被查，多家医药公司解散工作群、歇业，躲避“史上最强”医药反腐风暴……

医疗腐败直接夺走的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自然引发全社会关注和义愤填膺。为什么近期会爆出如此之多的医药腐败案件？甚至有人认为，这说明过去一段时间的医改乃至行业反腐是“南辕北辙”——事实恰恰相反。

医疗医药腐败的隐蔽性

在企业会计制度中，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被称为“销售费用”。医药公司的销售费用包含了企业为推广产品和服务花费的各项费用，虚假调研、虚高宣传、赞助会议、药品回扣等也可能囊括其中，是侦破腐败犯罪的重要线索。

上市医药企业的会计制度较为透明。2022年，A股共有486家医药生物上市企业在列，有39家药企的销售费用率（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50%，销售费用超10亿元的A股生物医药类企业有90家。一些老牌医药类上市企业由于销售费用率过高，遭到了证交所的关注。

上市企业受到各方面监督较严格，出现腐败问题的风险远低于某些地方性医药企业及医药流通环节的“皮包公司”。但是，长期以来，各医药企业显而易见的高额“销售费用”并没有遭到有效的制止。

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医疗机构长期以来存在趋利性倾向。即病人在医院“消费”越多的药品、耗材、诊疗服务，医院就越容易获取经济利益。在长期的趋利性中，医院上下的激励制度发生了扭曲，鼓励医务人员增加“营业流水”。

2008年以来的新医改，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回归公益。2017年，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公立医院药品销售加成，即要求公立医院售卖药品时“原价进，原价出”，斩断医院从药品销售中获利。2019年起，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耗材加成。同期，医保支付改革通过诊断相关付费等措施，加强诊疗规范程度，减少中高年资医务人员通过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调节收入。大家印象深刻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灵魂砍价”，也是降低了医药企业的利益空间，让医药购销腐败“有心无力”。

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积弊，医疗医药腐败仍有存在土壤，并且表现的愈发隐蔽。以药品为例，虽然“零加成”改革之后，医院明面上不再从药品中获利，可是一些未经“灵魂砍价”的药品价格仍有虚高。

在药品价格虚高的前提下，经营这些药品的公司为了获利，向医院输送“二次议价”折扣，让“零加成”改革后的医院仍然可以通过售卖药品获利。同时，医药公司仍有向医务人员行贿的动机，医务人员仍能继续发挥“自由裁量”从中获利。

医药行业销售费用居所有行业之首

在此基础上，除了传统的“回扣”、红包等行贿手段，近年来医药腐败的方式可谓花样翻新。
比如说，医生在医疗团队里的授权取决于技术职称，而技术职称与科研成果挂钩。医药公司便为医务人员提供各种“科研项目”，以科研经费的形式进行“雅贿”，“科研成果”又可以为自家产品背书，双方成了“互惠互利”。

再比如说，医药公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活动”，通过“讲课费”、“劳务费”、“差旅招待”、“海外学术活动邀请”等方式向医务人员输送利益。有些“专家”因此成为了“会议家”、学术会议上的“麦霸”。
志向低的，勤赶场子赚车马费；志向大的，通过会议结交朋友、网罗资源。毕竟有些时候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鉴定主要靠“排排坐分果果”，专家要为自己及徒子徒孙们获得长久的学术话语权“卡位”。有了话语权，就有了一切。

如果说大型学术活动是“雅贿”重灾区，厂商对学术组织换届的影响就可以类比美国大选。厂商“投资”学术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成员，把自家产品写入技术规范，产品攻城掠地自然是攻无不克……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大家一提到医药腐败就想到医生回扣。事实上，医生回扣是“撒胡椒面”，重大的腐败环节出现在利益集中的关键点，168名落马院长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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