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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产业调查:据称客户找5个代孕者生8个儿子
作者:记者王奕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3-29 11:38:12  文章录入:huangyf81  责任编辑:huangyf81

 

  猎头初现

  代孕猎头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

  一切始于2007年2月,在这一年这个月的某一天,从广州回老家过年的同学樊泽华和老朱聊天时,谈及业务,希望老朱在当地寻找几个愿意做代孕手术的“志愿者”。“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开个玩笑,没放心上”,老朱说,直到两个月后,樊泽华再次来电谈及此事,这才引起老朱重视。

  做为医生,老朱详细查阅了有关代孕的资料后,开始琢磨如何找人———在这之前,他对这个行业所知不多“基本没概念。”

  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接下来的几天,老朱开始在夜色下行走于祁东县著名的庙山街,这条不宽的马路两侧,随处可见穿着暴露的女性和散发着暧昧气息的桃红色灯光。“一晚上来回走了好几次,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无奈之下,老朱回到医院办公室,用电脑打出了20份代孕广告,“代孕一次,收入10万-15万元”,在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的祁东,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人10年收入的总和。

  几经周折,第一期的20份广告或是送进了街边的桑拿按摩房,或是贴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为了增加它们的可信度,老朱甚至在其中注明,联系人是“祁东县某国有医院的朱医生,是正式员工,有工作服(白大褂)为证。”

  两个月内,三名从事性工作的女子通过广告找到老朱,并相继被送往广州。可体检时发现一人身有性病,一人无法怀孕,一人流产。

  “这时我们才知道,(找代孕妈妈)性开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樊泽华说。

  首个代妈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2007年7月,正逢当地“逢三、逢六、逢九”赶集日子中的一天。祁东县30多岁的农村妇女陈小姐在集市后走进了老朱的科室检查身体。老朱随手递给陈小姐一张广告,“有合适的帮我介绍一下”。

  几天后,又是集市结束后,陈小姐再次来到了老朱的科室。

  “帮我打听了么?”

  “打听了。”

  “找到了么?”

  “找到了!”

  “谁啊?”

  “你看我行不行?”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但是,一个月后,陈小姐成为了老朱和樊泽华找到的第一个成功怀孕的“志愿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朱继续散发自己的小广告,这份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修改,“压缩风险、放大可信度、突出重点获益”。与此同时,老朱还快速发展着“猎头”下线:村长、妇女主任、保险推销员甚至媒婆,都成为了他在当地寻找“志愿者”的合作者。在祁东县交通便利的14个村庄里,老朱向各村的妇女主任一一介绍自己的业务,并希望对方提供帮助,“至少50%的人之后有过反馈。”而对于当地走街串巷的媒婆,老朱称其中至少有10人在为他工作,“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分红1000,多一个加500块”。

  老朱说,从最初的陈小姐算起,他至今已经介绍了约50名祁东县妇女前往广州从事代孕,从一开始数月苦寻一人,到现在的“今年2月份一个月就找到了10个”。目前,祁东县和老朱一样为樊泽华提供“志愿者”的猎头还有5人。樊泽华自己说,至今,前后约有200名祈东妇女通过他的公司赴穗代孕,如果此言不虚,那这200余名妇女从广州至少带走了2000万元回到当地。

  渐渐地,一个合格“志愿者”的标准像也日益清晰———身体健康,年龄28岁到32岁之间,曾经生育,离异或者夫亡的农村妇女最受欢迎。

  “相貌、学历其实都不重要”,樊泽华说。

  为夫还债

  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老朱笑称,在他的众多下线中,李萍的职业“是最好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推销员,后者至少给老朱找到了1/4的“志愿者”,其中,包括李萍的亲妹妹李小姐。

  1982年出生的李小姐,2003年来到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3年后,怀孕的她和同为祁东人的男友回家结婚、定居。在老家,夫妻俩开了一家彩票投注点,每个月也能收入三四千元。不久,李小姐的儿子呱呱坠地。其乐融融的幸福持续了一年,就在儿子刚刚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李小姐的丈夫迷上了“六合彩”,最后欠下3万多元债务。“手机都关了,怕债主要钱”,可无济于事,家里的固定电话也开始响起,话筒里传来的是同样冷漠的“快点还钱”。

  丈夫躲到了外地,留下李小姐独自照看孩子,“我一个女人,怎么才能一下还这么多债?”她一遍遍喃喃自语,一遍遍地问自己。

  最终,李小姐听从了姐姐李萍的建议,决定签订一纸代孕合同。生活中,她一直信任自己的姐姐。当她第一次把这个决定告诉丈夫的时候,遭到了坚决的反对,“我的老婆做这个,我的脸还往哪里搁”?事情因此被搁置了一个月。但讨债者没有搁置,一个月的时间里,债主们从打电话到亲自上门,“倒没有动手,就是经常来,我只能狠下心,又和老公说了3次”。一直到一个月后的夫妻俩第五次谈话,丈夫终于流着泪松了口,“娶你,本来是要给你幸福,现在,却要连累你。”

  李小姐在老朱的医院做了第一次检查,项目是肝部和子宫。随后签订了第一份合同。

  老朱说,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她们会详细地询问,每一个步骤能拿多少钱,如何保障”;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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