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是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卫生史上的沉重话题。十五年前，“艾滋村”在卖血集中地河南省凸现，引发良知追问和制度反思，大陆出台了新的血液管理办法和艾滋病免费治疗政策，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

但河南血液危机的传播，并不止于河南的省界线。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其输出半径早已达到周边的山西、湖北、安徽等省，以至遥远的云南、贵州、广西。今年以来，在湖北和更远的湖南，发现了卖血、输血感染导致的艾滋病村，当地农民组织队伍到河南卖血，在河南市场整顿后回本省继续卖血，导致艾滋病毒二度传播。虽然大陆在各省建立了数千个筛查站，各地近年来已在进行调查防治，但传播链并未完全掌握和切断。

河南艾滋血二度传播的后果，眼下仍未充分显现。传播链条的延伸，在一些地方尚处于蒙昧状态中。

湖北“艾滋镇”血液传播链

有一段时间，镇上连续不断死人，“像鸡得鸡瘟一样，一个接一个死掉”。奇异的是，他们大多不到60岁，属于不应该死的人。每次听到镇上的人迷惑或惋惜，朱逢财都会头皮发麻。

他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一根取不出来的针—这些人都去河南卖过血，他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3月8日，金牛镇上飘着雪粒，41岁的朱逢财在一个旅社房间里提及当年卖血史，心存余悸。

金牛镇是湖北东南的一个农业小镇，东依黄石、大冶，西通武汉江夏、南接咸宁，北邻鄂州，大金、铁贺两条省道穿镇而过，人称“五县通衢”。2009年下半年，媒体报道的湖北大冶第二医院患者输血感染艾滋病毒(HIV)事件，即以这个小镇为中心，又向周边县市伸延。

河南卖血史

朱逢财的家在镇子边上，家境贫寒，他的右手比左手要短数厘米，很小就出门做泥水工。在武汉的工地上，他认识了同乡的一名腿脚不好的女子。

1994年，他们回到镇上结为夫妻，租了一个房子，每月80元房租。次年，朱得到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张要吃饭的嘴，朱需要四处寻觅赚钱的机会。

一个姜姓朋友说可以去河南驻马店卖血，“一袋血，400CC，80元”。他们在武汉坐上火车，来到河南驻马店159医院。朱抽烟喝酒，被查出转氨酶较高，医院拒绝收购他的血，要他戒烟戒酒，降下来再说。

朱发现金牛镇的老乡们很多，几十人在当地租了一大间房子，每隔几天就去卖血，买了猪肝、红糖来补充营养，“他们说这样造血快”。为了争取留下来，朱变成了大家的保姆，帮助他们做饭洗衣，养好自己的身体，再去卖。

当年的金牛镇辖2个居委会、33个村委会。金山张村的人来得最早，一些能说会道的村民还成为“血头”，除获得血站的奖金之外，还要每次收取卖血者5元“手续费”。

朱逢财回忆，当年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的农民操着各自方言排队，争先恐后卖血。卖血者大多和他一样，需要钱给父母治病、交孩子学费甚至缴交农业税费，当年的中国农村赋税沉重，生计艰难。

朱卖了两袋血，交给血头10元“手续费”，拿到了150元，勉强可以应付家乡两个月房租。

有人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令朱害怕，“终究不是一件好事”。同年夏天，朱逢财回到了金牛镇，筹集了800多元买了一台三轮车，车厢里可以坐六七人。

1995年，河南艾滋病危机显现，政府整顿血液市场，金牛镇的卖血者们回到了当地，有的继续卖血，有的回归平常日子。

到1998年，金山张村开始不断死人。他们都不到60岁，“像鸡瘟季节死鸡一样，一个接一个死”，医院查不出原因，当地人认为是瘟疫。政府出面将村庄划为禁区，禁止人员进出。

消息传到镇上。朱逢财打听到几个死者姓名后，不由头皮发麻—死去的那些人都是和他一起在河南卖过血的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朱自己也很快消瘦，面容憔悴。

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来到了这个小镇，采集血样—桂在调查河南艾滋病问题时，发现数以万计的湖北老乡在河南卖血，他判断这些外省卖血人也极可能感染艾滋病，将在各自家乡引发新一轮艾滋病危机。

朱逢财和20多位卖血者交上了血样。次年春，朱收到了来自武汉的报告。

果然是。

朱双手颤抖，把信藏在抽屉里，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不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妻子终于猜到了真相，两人抱头痛哭。

当年，中国启动对艾滋病病人的救治计划。2003年，大冶市和湖北其他5个县市跻身中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朱得到了免费药物。

当地对卖血感染艾滋病情形摸底。2003年6月中旬，朱带着疾控中心的人四处寻找其他卖血同伴。一个叫吴电宝的卖血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吴父正在打制棺材，他4岁的女儿在地上爬来爬去。吴得到救治，但和他们一起在河南卖血的100多人逐渐死去，至今存活34人。

但在家乡，被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威胁的生命，远远不只是这些卖血者。

危险的输血

1997年3月27日，25岁的张满容被送进地处金牛镇的大冶市第二医院待产。

张的家在距医院约两公里的堰口村。

医生要张做一个付费3000多元的剖腹产，“这样比较安全”，后又说手术失血较多，最好输血，“补充一些营养，产后恢复要快”。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张说，她接受了一盐水瓶输血，付费500多元。

2007年，张感冒，又患上结核性胸膜炎。在大冶市疾控中心，医生发现她脸上长出了疱疹，怀疑是艾滋病。得知她曾在大冶市第二医院接受过输血，就马上安排血检。

张不知道的是，大冶二医院因为违规采血、输血，导致了令当地头痛不已的艾滋危局。朱逢财2003年参与的卖血人员调查，是政府对卖血、输血危机摸底的措施之一，但当地公众并不知情。

2009年下半年，秘密被一个曾在大冶二医院输血的蔡姓男子无意揭开—蔡感冒高烧不退，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最后被查出艾滋病。

蔡回到镇上，径直去找二医院理论—他一次和人打架，打破了头，二医院医生让他输点血，好得快。

消息传开，在二医院接受过输血的人相继血检。这些人除了金牛镇本地人之外，还来自附近各个县市。

大冶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包括数名“河南卖血者”—他们感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当地医院供血。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称，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不够，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

事实显示，二医院曾诱导患者接受“过度治疗”——在大量不必要的情形下，要求患者输血。

院方称，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2007年6月，张的丈夫袁小群带着两个孩子接受血检，发现均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儿子CD4细胞每立方毫米只有34个。正常人为500个以上。

袁如梦初醒，妻子和两个儿子近年轮番生病，持续不断需要治疗。这个父亲一年在外打工所赚的钱，全部用于给妻子儿子治病。

夫妻牵着两个孩子找到医院理论。2008年6月11日，袁小群和医院签定了一份《医疗事故调解书》，医院在当年12月前赔偿袁家4人“精神慰问金、误工费、丧葬费及医疗事故赔偿中各项费用共计44万元”，医院承担4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但医疗机构须由医院指定。

前提是：袁家必须自愿放弃诉讼，不再起争端和提出其他索赔要求。

这样的协议，大冶二医院签了数十份。但对输血感染者的追踪并不完全，陆续有患者发病后自行找到医院。

苦楚的各方

33岁的大冶二医院医生张爱华(化名)已经不记得医院被砸过多少次。

“每次都是好多人扯起白色横幅，冲进医院砸玻璃，还大喊要打死院长。”张说，他们之前都惊慌失措，丢下工作四处逃避。后来，医院建立了某种机制，每每听到喊打声，办公室就紧急通知镇政府，镇里报告大冶市政府。约20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大队防暴队员跳下车，手握自动步枪，维持秩序。

大冶市、镇政府然后出面，组织双方谈判。医院现在设立三种应急模式来解决艾滋病纠纷：一是分期补偿，即每人补偿精神费4万元，前期治疗费按3万元计算，后期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500元并承担治疗费;二是一次性赔偿10万元;三是通过法院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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