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反映，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实施后，江苏省规定三级医院也要参照执行，即基本药只能在其中标价基础上顺加15%来卖。这大大低于三级医院以前执行的价格，于是他们就向药品中间商转嫁压力，要求继续保持以往的“返点率”。

　　“利润的40%—60%都给了医院，再由院方和药师、医生分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品流通业人士向记者抱怨，不然即使中标了，医院不用你的药，损失更惨。

　　据了解，药品生产行业的平均毛利只有3个点，10%都是高的。那些“天价药”的暴利，都被流通商和大医院瓜分了。

　　但实际上，药品生产企业也不是“局外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药进入医保目录，他们就要四处“活动”。一位跨国药企人士透露其中“诀窍”：进国家目录很难，一般都是想办法进入省级增补目录，这样效果是一样的，但“搞定”省级层面的人员要容易不少。

　　另一方面，由于医保目录药物，特别是基本药物的价格相对被压得较低，生产企业需要通过提高非政府定价药品的价格来弥补利润损失。通常来说，企业会先向省级物价部门上报虚高价格，成为省级限价之后，再向上传导到国家发改委，以求影响国家层面的指导价格。

　　镇江医保局局长陈新中认为，医疗保险作为一支重要的买方力量，应该发挥对医疗和用药过程的监督作用，避免为“天价药”买单。由江苏省医保管理中心牵头，镇江医保局正在进行“医保谈判机制的运用”课题研究。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王保真教授提出，医疗保险讲求“大数法则”，最好是把医保独立出来，作为一个险种单独运作。但目前新农合归卫生部管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都由人保部管理，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不利于医保基金提高使用效率。

　　改医先改政

　　正是意识到新医改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从最初的改革方案设计开始，就协调了十六部委共同参与，组成联合工作小组，由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卫生部作为组长单位牵头合作。

　　然而当新医改进入实操阶段，部门之间的协同整合并不理想。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目前医改已进入极为复杂和艰难的阶段，首先财政的投入和部门之间的协同已经成为影响改革深入的“瓶颈”。另外在行政监督管理上，当前的医改也缺乏总体实施计划及其配套工程。廖新波认为，仅靠逐块推动、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很难奏效。

　　北京大学的医改专家李玲教授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仅仅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而没有全面配套的制度保证，公立医院是没有积极性的。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首要职责在于政府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最终是公共财政改革，而不是简单地把医药分开。政府对医院的补偿到位，对医院的财务监管到位，才能解决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长期担任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卫生政策高级研究员的蔡江南表示，现阶段表面上看是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新医改进展缓慢，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将所有医疗服务不加区别地称为公共产品，都要体现公益性，这给老百姓造成过高的期待，也是不切实际的财政目标。

　　蔡江南主张打破垄断，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医疗市场环境。公共财政负担基本医疗，而把高端的医疗需求交给市场，由社会资本来予以满足，并藉此与公立医院形成有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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