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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跟着那名工作人员走了进来。“这是我们宣传科的孙科长。”随后，将介绍信和记者证递到了孙科长手里。
“金院长去市委开会了，找不到。”
“那我去市委找他采访。”
“等等，我再联系联系。”孙科长出去了。
孙科长再回来时带来了医政科于科长。看过介绍信、记者证后，于科长开始讲述吴善金的入院及病逝经过。
“5月2日晚，在吴善金住的科室有几个值班医生？”《法制日报》记者问。
“两个。一个是有执业资格的车医生，另一个是患者家属投诉的试用‘医生’。”于科长答。
在举报信中，“伪造、篡改病案，掩盖真实情况”也被作为了医院的“罪状”之一，其中指出“在院方提供的病案，其中5月3日病程记录为了掩盖李某独立临床事实，在李某签字前面贺某也签了字。经我们调查贺金龙根本不是当日的值班医生，事后我们向院方提出质疑，院方也证实了贺金龙不是此时间段值班医生的事实。”
就此，记者问：“为什么当夜的病志不是值班车医生签写，而是第二天上班的贺医生签写？”
“这也符合规定。”于科长答。
“为什么在吴善金病危时，没有医师资格的试用‘医生’会独自处置？”记者问。
“不是独自处置，是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处置。”于科长答。
“吴善金家属说，从5月3日早6点40分患者心脏剧痛开始，30分钟至40分钟内只有那位没有医师资格的李姓试用‘医生’在出入吴善金的病房。上级医师在哪？如何指导对患者的抢救？”记者问。
“上级医师在抢救其他病人，对吴善金的治疗是用电话指导的。”于科长答。
“电话指导的凭据是什么，两位医生的口头表述？有电信局的通话记录吗？”记者问。
“有。”于科长答。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记者问。
“可以。”于科长走了。
“通讯记录不能给你看。”十几分钟后，于科长回来说。
“你确实见过电信局的通讯记录吗？”记者再次问道。
此时，于科长起身离去。5分钟、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仍不见于科长的身影。
“于科长是不是不回来了？”记者问坐在一旁的孙科长。“哪能呢，医政科事多，可能接电话去了。”孙科长答道。
半个小时过去了。于科长再回来时，“从市委开会归来”的金副院长也跟了进来。金副院长约《法制日报》记者去会议室进行采访。
“请稍等，我问于科长的问题只剩一个了，请金副院长稍等。”
“有啥问题问院长吧。”于科长不再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对金副院长的问题与于科长相同，但他的回答与于科长却有所不同。
关于试用“医生”独自处置病危患者问题，金副院长说：
“车医生在抢救其他重患，看病也要分轻重缓急。”
关于值班医生为何不签写当夜病志问题，金副院长的回答是：“车医生被别的患者打了，回家了。”
关于电话指导问题，金副院长说：“医生间可以用医院内线电话，也可用手机。”
“你亲眼见过通讯记录吗？”
“我没见过，调查人员见过。”
关于吴善金病危时的抢救方法问题，金院长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时近中午，《法制日报》记者离开了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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