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是2009年下半年确认感染的。这一年，在高校相对集中的杭州市西湖区，当地疾控中心从自愿参加艾滋病病毒检测的195名“同志”中检出11名感染者，其中10名是大学生。而杭州市全年共检出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人，均为“同志”。

　　如今，艾滋病已经开始威胁大学校园，“同志”群体首当其冲。根据2009年11月底卫生部公布的数据，近三年，全国报告职业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学生病例中，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8％上升为36.9％，排第一位。

　　“定时炸弹就在身边，但日子还得过。”在杭州高校“同志”社区中颇有名气的志愿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同志哥”说。

　　不幸的感染者

　　大二时，和一个男生闹过别扭之后，刘季觉得“心里很难过”。他因此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上网一对照，他确认自己是“同志”，“我确实只喜欢男生”。

　　通过杭州一家“同志”网站，刘季认识了第一个男友。聊了很久，两人见面了，刘季想见识一下男人怎么跟男人做爱的。由于对方表示之前只有一个男友，身体比较健康，他们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现在看来好可笑”。事后，刘季怕得要死，赶快跑去检测，结果还好，阴性。

　　渐渐地，他们减少了来往。这也是至今为止与刘季保持关系最长的一个，其他的都是“419”（for one night），即一夜情。

　　刘季在一夜情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直到碰见一位帅哥。他选择了不戴套，总共两次。这位帅哥现在已不知去向，刘季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要说危险的话，就是这个人了。”

　　2009年8月下旬，刘季去疾控中心做检测，初筛结果是艾滋病病毒阳性。接下来，再次抽血检测，确诊。

　　刘季先是告诉叔叔，叔叔告诉婶婶，最后父母和妹妹知道了。“我父母知道后一年都没有干活，妈妈就在那里哭。”不过，父母仍不知道刘季是“同志”，以为他是找“小姐”后传染的。

　　他现在特别憎恨那些明明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却还拼命找“同志”，尤其是年轻“同志”的人。

　　重庆的唐糖（化名），则直到大学毕业后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大学时代的唐糖有些腼腆，交过几个男友，但始终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大三时，他参与过自愿献血，并未查出异常。2006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他作为西部志愿者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

　　几个月后，唐糖去大连见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烧难退的经历，从韩国回来的男友警惕地带他去医院做艾滋病病毒检测。

　　“得知检测确认结果的时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心里除了害怕，便没有别的感觉。”唐糖回忆道。

　　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同志”社区是整个中国“同志”社区的一个缩影。根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从事同性恋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这个比例今后上升到

4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传播了那么多年，政府工作才做几年？”

　　当然，张北川指出，上述比例的增加与艾滋病防控项目动员更多“同志”参加检测有关。

　　“同志哥”说，所有的性行为中，插入式肛交最容易感染。女性性工作者是为了金钱，更倾向于采取安全措施；有些“同志”是为了快感，反倒不喜欢用安全套。

　　杭州市疾控中心最近对175名“同志”网民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0岁，八成以上在半年内有过肛交行为，而最近六个月肛交行为中有三成以上的人从未使用安全套。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只占两成。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更注重感情，更愿意在感情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因此大学生“同志”的感染率应当低于大城市这个群体感染率的总体水平。

　　但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全国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同志”像刘季和唐糖一样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仍然是一个谜。
    

    严重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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