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的基本权利？

　　马力：全社会要建立一个重要的理念，首先精神病人是病人，是同身体有病的人一样的病人，同时他们也是公民，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格尊严。

　　这就要求建立精神病人确诊、出院复核制度，由与精神病人及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所在单位（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医院没有利益关系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这个机构的成员由专家组成，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不仅仅有医学专家，还要有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复核鉴定，如果还存在疑义，可申请司法救济。

　　新京报：不少精神病院，为了更多盈利，会尽可能多收治，如何遏制？

　　马力：精神病院是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特殊医院，应是公益性的，由财政全额拨款，不能有创收任务，遏制多收病人和延长病人出院的动机和激励。应提高精神病院的医护工作者的地位，除保证人头费外，还应给予特殊岗位津贴，留住人才，提高精神病院医疗水平。

　　由于精神病需要长期服药，一般患者家庭每年需支出2万元左右，重症患者家庭支出高达十几万，对精神病人的诊治，应该更多地纳入医保范围，在医药目录中提高精神卫生药品的比重，提高报销比例，减少精神病患者家庭负担。

　　关键是保障患者人权

　　新京报：您怎么看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

　　马力：一些媒体报道的精神病患者被误收治的现象，是个案，是极少数。但将正常人误送、误收、误治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哪怕是监护人，如果有意为之，就要定为诬陷罪、非法拘禁罪等，现在应该做的是尽快堵上精神病院收治漏洞的基础上，改变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式。

　　新京报：精神病人的治疗方式怎么改变？

　　马力：关键在于使精神病院成为关爱精神病人的家园，改变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对精神病人的医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治疗的宗旨就是要让精神病患者最终回归社会，自食其力。

　　在急性发作时要充分利用3到5天的绝好治疗时机，患者清醒后进行开放式治疗，与医生和病人自由接触，进入半个月左右的巩固恢复期，约1个月时间患者就可出院，进入社区，进行3个月到半年的康复治疗，参与社区各种活动，为回归社会进行矫治。

　　而现在的长期封闭式治疗，为“无需收治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提供了机会，人性化、关爱式治疗方式，病人在医院有通讯、会客和司法救助等权利，遏制以上所说的将利益冲突者送进精神病院、将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的行为。　（ 本版采写/记者 高明勇）

　　■ 民间建议  我们都可能成“疑似精神病人”

　　2006年的10月，因邹宜均（广东女子，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精神病院）案，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致力于对精神病收治制度的研究。此次撰写《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大约300篇新闻报道、100多个真实案件，比如刘亚林杀童案、陈建安弑兄案、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以及30余种法律规范的分析，来揭示出其中的问题。

　　制度漏洞：精神病收治存在“八大缺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

　　第一、非自愿收治没有门槛；第二、非自愿收治没有程序规范；第三、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第四、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第五、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六、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第七、司法救济失灵；第八、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导致上述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即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在立法上，把部分非自愿住院定义为自愿住院，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立法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

　　我们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

　　二是对那些“被精神病”的人，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

　　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明确规定，在精神病收治中，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

　　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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