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

　　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惧，小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

　　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

　　“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

　　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一部分钱，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根据受害者的要求，文中沈云为化名，相关医院隐去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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