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弃儿” 中篇：生意经

除了政绩考量，自由裁量的罚款也充盈了地方财政。在政绩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交不起罚款家庭的婴幼儿被送往福利院，“弃婴”利益链由此产生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