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店生意冷清

　　邹春兰一月只能挣2000

　　媒体发现了这位“冠军·搓澡工”，报道铺天盖地，随之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邹春兰现象”，意指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无保障。2006年4月，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和全国妇联为邹春兰提供价值20万元的洗衣设备和一间面积为105平方米的门面房，并免费培训邹春兰洗衣技术。

　　同年8月11日，邹春兰的洗衣店开始试营业。然而，现如今洗衣店生意并不怎么样？昨晚，在接到记者电话时，邹春兰抱怨说，“店里雇了4个人，1600块还没人愿意干。愁死我了。别觉着你是名人什么的，人家可不管你这个，给钱少就不干。”

　　邹春兰说，“经常有人来看我，说看看冠军长啥样。刚开店时，很多人听说这是举重冠军开的，都大老远跑来洗衣服。不过顾客的新鲜感过去了，店里的生意也就冷清了下来。”提起收入，邹春兰又是一声叹息，每个月毛收入能达到1.4万元左右，保底成本是1.2万元。说起纯收入，邹春兰叹了口气，“每个月能赚2000块到3000块。”

　　“我这辈子就这命了，哪有啥苦尽甘来？现在拼命，就是为了以后交个劳保，老了有个依靠。”结束通话前，邹春兰说。

　　“嗑药”曾成风

　　官员抱怨钱被“吃”完

　　任何行业都有潜规则，在体育行业，“吃药”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潜规则，甚至成为了一些教练、队员攀比的工具。

　　游泳、田径、举重这些项目都是禁药的重灾区，在中国游泳界，经常会有让人不能理解的情况出现，一些著名运动员在运动生涯的巅峰之际，竟然选择激流勇退。当时不能理解，通过邹春兰的例子，现在明白了，她们是为保全“女儿身”，是为保住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禁药不仅玷污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圣洁，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还让一些地方体育部门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90年代，一位国家游泳队的教练满腹牢骚：“体委不给我们钱，我们怎么使用新产品啊，没有新产品，我们怎么出成绩啊。”可是该省体委的一位官员也是一肚子委屈，“体委就那么几个外汇指标，全给他‘吃完’了，怎么还不满足啊？！”该官员私下里对一位好友抱怨道。

　　在计划体制下，在唯金牌论的利益驱使下，一些项目“嗑药”成风早已成为体育圈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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