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

住院12天后，杨健明终于凑足了血量。他发动了所有人脉关系，又让朋友帮忙牵线搭桥，才在北京找到5个朋友和老乡，这些人为他献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杨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从“血头”处雇人献血，最终凑了2200毫升。大夫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为他安排了手术。

与杨健明类似，陈丽君找遍了同学同事，一个朋友为她赶到血站献血，当天傍晚，孩子顺利输血。大夫告诉陈丽君，下次孩子要输血时，“提前3天准备互助献血”。“但我都不知道下次该找谁了。” 陈丽君说，在广州，一些与她相熟的地贫患儿父母已经开始求助“血头”。

借着互助献血制度的漏洞，被《献血法》认定为违法行为的卖血组织获得了另一片生存天地。这个现象近年被媒体屡次曝光，但始终禁而不止。记者发现，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常有疑似“血头”徘徊，谈论着最近的“生意”。就连医务人员，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上海曙光医院外科大夫鲍宇克对本报记者说，他也曾听病人谈起“血头”的事情，但互助献血时，“病人找谁去我们也不管”。在他看来，医生很难甄别参加互助献血的人是不是病人的朋友。

“这其实是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病人与医院的互动，是个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互助献血的现状。

眼下，掌管这片灰色地带的主要文件是卫生部在1999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2000年印发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但文件仅规范了互助献血的大致流程，对于具体细则，全国各地都在摸索中各自制定。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择期手术的病人要准备1000毫升B型血，那么他需要组织亲友到血站献多少毫升血，献什么血型的血，血站才会为他调配合适用血？对这个问题，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答案。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表示，病人用血量和亲友献血量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互助献血没有血型限制”。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相同答案。

刘江则介绍说，在北京，互助献血实行“等量返回”。“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亲友来献多少，我给你多少，血型不合适的话我给你调。”

而江苏省血液中心则要求等量，同血型，同血种。据梁文飚介绍，在江苏各地，由于血液紧张的情况不一样，“处理这个事情的灵活程度也不一样”。

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灵活程度”也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湖南长沙，在医院等着做手术的高燕就碰上这种情况。医院让高燕组织亲友献血400毫升，并没有说明血型，但随后血站工作人员却拒绝让高燕的两位亲戚献血。“亲戚是B型血，血站说现在他们缺的是A型和O型。”高燕女儿说。

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病人，或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已经拥有无偿献血证，那么在用血紧张时，其亲友是否需要再次参加互助献血？

80后北京人刘永杰曾两次无偿献血，至今累计献血400毫升。他记得献血之后，献血车上的工作人员不仅交给他一本红色的无偿献血证，还提醒说以后他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免费用血”。

但今年春节过后，刘永杰的母亲在北京住院准备做手术时，大夫却告诉他，“以前的无偿献血证都没用了，现在我们没有血，你要再去献血。”

根据《献血法》规定，目前全国各地都为无偿献血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制定了不同比例的免费用血政策。但在互助献血制度之下，“免费用血”却走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上海大夫鲍宇克看来，无偿献血证解决的只是费用问题。“比方说你可以免费用1000毫升血，但我现在没有血，怎么给你呢？你以前献过10000毫升也不行，必须再献一次，我才给你优先发血。”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认同这种看法，并直言“我们不可能顾及每一个献血者的感受”。

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14年前，《献血法》的施行划下了中国献血制度的分水岭，无偿献血正式取代有偿献血。刘江记得，其后多年大家都在“摸索和过渡”，无偿献血一度是行政指令下达的计划指标。

直到2006年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叫停计划献血，真正的无偿献血才开始实行。目前，中国的无偿献血人口比例仍然维持在0.87%，低于世界卫生组织1%的推荐标准。而在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已达8%。

在梁文飚看来，“无偿”的含义应该是“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人们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捐血，是为了献出爱心去救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无偿献血的真正方向。”

强调无偿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刘江解释说，只有出于纯粹自愿，人们才会在献血前如实回答自身的健康情况。对某些处于窗口期的疾病，目前的血液检测技术仍有漏洞。

但让梁文飚感到担忧的是，“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动手术时，杨健明一共用了800毫升血。这个年轻人感觉自己为血液花了不少“冤枉钱”。他花钱买血，还要向医院支付自己的用血费用。根据规定，亲友互助献血的病人同样需要支付用血费用，除非参与互助的是病人的直系亲属或配偶，这样，病人事后可以凭借《无偿献血证》报销。

而为母亲进行互助献血之后，刘永杰还在不断反思“无偿献血的意义”。“说实话，我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肯定不是只为了以后用血，但真正用血的时候，被别人强行要求再去献一次，还是很伤心。” 刘永杰说，“对无偿献血的人，这是一种伤害。”

在互助献血的制度之下，献血与用血的问题似乎成了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梁文斌认为，眼下用互助献血来应对血荒“是个下策”。“我们走回头路了。”他说。

更多的人正试图梳理这团乱麻。最先抽出的一根线是有关无偿献血证的。北京、广州、青岛等地都表示将保障持有无偿献血证的人“优先用血”。刘江介绍，北京市卫生局不久将发布《北京市献血优先用血管理办法》，规定“凡是在本地献过血的，不管献多少，本人可以优先用血，配偶和直系亲属也享受相关优先用血政策”。

另外一股力量则尝试将互助献血拉到日常的轨道。刘江说，北京正准备培训医务人员，指导他们在不缺血时，也尝试动员病人亲友参与献血。

而梁文斌则认为，更为关键的还是看清乱麻的线头。他说，采供血机构其实只是一个桥梁，一头连着患者，一头连着献血者，患者要用血，就得从健康的人们身上来。“每一位市民都得捂着胸口问一问，我到底为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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