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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因血荒要求需输血病人自行拉人献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11 23:14:48  文章录入:huangyf81  责任编辑:huangyf81

这是一个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

住院12天后,杨健明终于凑足了血量。他发动了所有人脉关系,又让朋友帮忙牵线搭桥,才在北京找到5个朋友和老乡,这些人为他献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杨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从“血头”处雇人献血,最终凑了2200毫升。大夫没再说什么,第二天就为他安排了手术。

与杨健明类似,陈丽君找遍了同学同事,一个朋友为她赶到血站献血,当天傍晚,孩子顺利输血。大夫告诉陈丽君,下次孩子要输血时,“提前3天准备互助献血”。“但我都不知道下次该找谁了。” 陈丽君说,在广州,一些与她相熟的地贫患儿父母已经开始求助“血头”。

借着互助献血制度的漏洞,被《献血法》认定为违法行为的卖血组织获得了另一片生存天地。这个现象近年被媒体屡次曝光,但始终禁而不止。记者发现,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常有疑似“血头”徘徊,谈论着最近的“生意”。就连医务人员,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上海曙光医院外科大夫鲍宇克对本报记者说,他也曾听病人谈起“血头”的事情,但互助献血时,“病人找谁去我们也不管”。在他看来,医生很难甄别参加互助献血的人是不是病人的朋友。

“这其实是介于违规与不违规之间,病人与医院的互动,是个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某直辖市血液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评价互助献血的现状。

眼下,掌管这片灰色地带的主要文件是卫生部在1999年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和2000年印发的《临床输血技术规范》,但文件仅规范了互助献血的大致流程,对于具体细则,全国各地都在摸索中各自制定。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择期手术的病人要准备1000毫升B型血,那么他需要组织亲友到血站献多少毫升血,献什么血型的血,血站才会为他调配合适用血?对这个问题,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答案。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表示,病人用血量和亲友献血量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互助献血没有血型限制”。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也给出了相同答案。

刘江则介绍说,在北京,互助献血实行“等量返回”。“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亲友来献多少,我给你多少,血型不合适的话我给你调。”

而江苏省血液中心则要求等量,同血型,同血种。据梁文飚介绍,在江苏各地,由于血液紧张的情况不一样,“处理这个事情的灵活程度也不一样”。

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灵活程度”也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湖南长沙,在医院等着做手术的高燕就碰上这种情况。医院让高燕组织亲友献血400毫升,并没有说明血型,但随后血站工作人员却拒绝让高燕的两位亲戚献血。“亲戚是B型血,血站说现在他们缺的是A型和O型。”高燕女儿说。

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病人,或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已经拥有无偿献血证,那么在用血紧张时,其亲友是否需要再次参加互助献血?

80后北京人刘永杰曾两次无偿献血,至今累计献血400毫升。他记得献血之后,献血车上的工作人员不仅交给他一本红色的无偿献血证,还提醒说以后他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可以根据不同条件“免费用血”。

但今年春节过后,刘永杰的母亲在北京住院准备做手术时,大夫却告诉他,“以前的无偿献血证都没用了,现在我们没有血,你要再去献血。”

根据《献血法》规定,目前全国各地都为无偿献血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制定了不同比例的免费用血政策。但在互助献血制度之下,“免费用血”却走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上海大夫鲍宇克看来,无偿献血证解决的只是费用问题。“比方说你可以免费用1000毫升血,但我现在没有血,怎么给你呢?你以前献过10000毫升也不行,必须再献一次,我才给你优先发血。”上海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也认同这种看法,并直言“我们不可能顾及每一个献血者的感受”。

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14年前,《献血法》的施行划下了中国献血制度的分水岭,无偿献血正式取代有偿献血。刘江记得,其后多年大家都在“摸索和过渡”,无偿献血一度是行政指令下达的计划指标。

直到2006年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叫停计划献血,真正的无偿献血才开始实行。目前,中国的无偿献血人口比例仍然维持在0.87%,低于世界卫生组织1%的推荐标准。而在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已达8%。

在梁文飚看来,“无偿”的含义应该是“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人们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我捐血,是为了献出爱心去救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无偿献血的真正方向。”

强调无偿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刘江解释说,只有出于纯粹自愿,人们才会在献血前如实回答自身的健康情况。对某些处于窗口期的疾病,目前的血液检测技术仍有漏洞。

但让梁文飚感到担忧的是,“因为互助献血,大家对无偿献血可能都有点不理解了”。

动手术时,杨健明一共用了800毫升血。这个年轻人感觉自己为血液花了不少“冤枉钱”。他花钱买血,还要向医院支付自己的用血费用。根据规定,亲友互助献血的病人同样需要支付用血费用,除非参与互助的是病人的直系亲属或配偶,这样,病人事后可以凭借《无偿献血证》报销。

而为母亲进行互助献血之后,刘永杰还在不断反思“无偿献血的意义”。“说实话,我参加无偿献血的时候肯定不是只为了以后用血,但真正用血的时候,被别人强行要求再去献一次,还是很伤心。” 刘永杰说,“对无偿献血的人,这是一种伤害。”

在互助献血的制度之下,献血与用血的问题似乎成了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梁文斌认为,眼下用互助献血来应对血荒“是个下策”。“我们走回头路了。”他说。

更多的人正试图梳理这团乱麻。最先抽出的一根线是有关无偿献血证的。北京、广州、青岛等地都表示将保障持有无偿献血证的人“优先用血”。刘江介绍,北京市卫生局不久将发布《北京市献血优先用血管理办法》,规定“凡是在本地献过血的,不管献多少,本人可以优先用血,配偶和直系亲属也享受相关优先用血政策”。

另外一股力量则尝试将互助献血拉到日常的轨道。刘江说,北京正准备培训医务人员,指导他们在不缺血时,也尝试动员病人亲友参与献血。

而梁文斌则认为,更为关键的还是看清乱麻的线头。他说,采供血机构其实只是一个桥梁,一头连着患者,一头连着献血者,患者要用血,就得从健康的人们身上来。“每一位市民都得捂着胸口问一问,我到底为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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