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协调员高敏情况也差不多。

　　45岁的高敏是济南人，来深圳快20年了。她自称献血200多次了，如今是全国女性献血最多的人。她也说，自己已有40例成功的器官捐献案例了，眼角膜的捐献达到了300多例。

　　第一次的成功不仅难忘，也最为触动她。2005年，高敏接到湖北天门的一个求救电话，王大姐的女儿遇车祸脑死亡，想捐献器官，问了很多红十字会均未成功，后来找到高敏，圆了这个心愿。

　　而专职协调员最早出现在2007年，那时被称为劝捐员。高敏觉得“劝捐”不好，“协调”就不一样了，将捐献者放在了首位，至少是一种尊重。

　　高敏认为，协调员的工作应该将心比心，理解每位捐献者。“我只是一个铺路的石子，是医院患者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润滑剂而已。”

　　事实上，并非每位器官捐献者都能捐献成功，“润滑剂”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31岁的庞泉是深圳的公交司机，因脑瘤住进了医院，去年4月签订器官捐献书，2个多月后心脏停止跳动，欠下医疗费13万多元。尽管捐献没有成功，高敏还是通过自己的“名人效应”，找了多家机构，总算在11月份交齐了费用，“对家属总要有个交代吧。”

　　高敏说，红十字会只是每月报销车费、电话费等，就没有别的收入了。

　　彭宣祥也说，最痛苦的事，是家属签字拔停呼吸机时，那一刻，死亡和新生交融。每每经历这种生死，都是一种煎熬，他常常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份工作。

　　被逼进死胡同

　　“给了钱就是买卖”

　　捐献器官救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生命的逝去，一个家庭的破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ICU主任杨春华，是一位器官捐献评估专家，该医院每例捐献者都要经过他的评估。 

　　杨春华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根据相关规定，器官捐献必须在死亡后进行，在医学上最基本的判定是脑死亡，经过家属签字放弃后，才可停了呼吸机，也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从捐献者遗体中摘取器官。

　　他说，一般5个脑死亡患者中，能有一个器官捐献成功就算不错了。脑溢血、车祸的脑死亡者，是目前最好的器官捐献者。他经手的30例评估中，成功的有20多例，“这在国内也算是高的了”。

　　“坦白而言，器官捐献者中，打工的外地人所占比重最大。”

　　现实中，“禁止买卖器官”的限定，在遇上器官捐献后，存有一些操作难题。“很多捐献者希望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本身与无偿器官捐献的主旨相违背。”杨春华说。

　　去年，湖南的一位捐献者同意无偿捐献，可等医生赶到湖南取器官时，家属突然不干了，要一笔钱，红十字会和医院得知后只好放弃，“给了钱，就是买卖器官了”。

　　杨春华告诉记者，一般原则下，对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医院会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更多是帮忙解决部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此外，红十字会也会倡导社会捐款，为家属开设专门账户。“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并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补偿器官捐献者的家属。”

　　一边是因家境困难，而希望得到经济补偿的器官捐献方，一边是负担高额医疗费，而不愿见捐献者的受益者，两者之间似乎难于调和。

　　这样，充当中间者的协调员就会显得举步维艰。

　　“在深圳，对家属的补偿一般不会超过两万元。”彭宣祥说，他现在的做法是，一旦经过接受器官医院的评估后，捐献者余下的医疗费就由该医院承担，还包括丧葬费等。

　　佛山市一医院副院长章成国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这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鼓励器官捐献。”他们医院去年7月份才拿到批复文件，允许医院开展器官移植，此前的2006年被叫停，“供体少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章成国称，他们也在探索器官移植的发展方向，而通过经济补偿来刺激器官的捐献，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讲话，我们总结了四条原则，一是公民自愿捐献，二是以心脏死亡作为死亡标准，三是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四是采取经济补偿与激励政策。”

　　更有甚者，常有人给高敏打电话要求捐肾，有的是缺钱了，有的是不想活了……每每这时，高敏总是耐心开导，急了就说“跳楼、喝农药自杀的，器官想捐也捐不成”，这时电话那头就感叹了，“想死都这么难，那算了，我不死了！”

　　这些年来，高敏最难忘的是一张国外宣传照片——一个小女孩趴在一位老人胸口上，“听着父亲的心跳”。她希望自己也能亲眼见到这一幕。(华西都市报记者罗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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