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 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不无忧虑地提醒记者。

　　对于靠放开二胎政策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翟振武则认为，那同样是杯水车薪，“放开二胎，会使得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缓解，但靠放开二胎去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这也是期望太高了，它的影响有限，把这作为解决性别比的根本之策，它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

　　谁会生“二胎”？

　　在老年人口急遽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但对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到底是多少？业界一直争议颇大。

　　前述《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在这个关键数据的说法上略有微调，称“十一五”期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该规划也特别提到，“十二五”期间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生育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长的势头进一步减弱。

　　据联合国及各国人口学者的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4到1.5之间。而2.0左右的生育率则被人口专家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减的分水岭，他们据此认为，应放开二胎。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的一位江苏企业老板则表示，他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到国外生，或者缴纳社会抚养费。”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亲也说，“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使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2012年8月2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微博称，“据初步统计，2012年上半年上海市户籍居民共依法办理再生育650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4.91%。其中，‘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再生育299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2.57%；办理数量位居各类依法再生育情况的第一位。”

　　计生与超生的困局

　　争论有时也会“误入歧途”。早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志高空调老总李兴浩建议，“穷人的二胎指标转赠给富人”。此建议引发轩然大波，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挞伐。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随后斩钉截铁地称，生育权绝不可以转赠。

　　作为一项国策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82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生育高峰，到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相当尖锐。

　　中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生育政策。简言之，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一个半(即第一胎如果是女孩，还允许再生一个)，少数民族三个，个别地区如西藏则不设限。但这一严格的强制性调节政策，几乎自推行之初便遭到了普遍抵制，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许多人对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印象深刻。

　　为控制急剧增长的人口，中央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由各省、地、县、乡、村党政第一把手亲自负责。在农村地区，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是乡政府及村委会，计划生育指标完成与否，成为衡量乡村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标准。

　　“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一位在乡政府干了8年的计生干部坦言道。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城乡各个角落的计划生育干部们，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会有人发自内心地愿意终生从事这样的职业。

　　“许多省实行一票否决权，不能完成计划生育的地方干部，轻则扣发奖金，重则调离或罢免。基层在实行一票否决时的做法更是五花八门，如福建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有的乡、村干部每月工资的一半要待全乡计划生育指标完成后才能领取。”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解振明称。这在事实上造成了计生干部与群众长期的矛盾和对立。

　　对持续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称，“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从单纯的行政制约转向建立一种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显然成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努力的方向。在1997年以后，国家人口计生委工作中几乎所有的讲话、重要文件等，都在“计划生育”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出台后，国务院接着颁布实施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三部配套法规。在此期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订或制定出台了地方性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速度大大高于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而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发展已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工作延伸的重要领域。

　　试点之路和难点之处

　　“目前有几种放开二胎的方式：有的人赞成‘单独’放开二胎；有的人赞成‘双独’放开二胎。问题的关键还是，怎么去放开二胎？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存在，问题是怎么来逐步做到这一步？我觉得，各种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翟振武表示。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去年的一次受访中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

　　张枫提及的三方面考虑为：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广东的计生政策此前就曾进行多次微调，比如在2009年取消“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间隔期”，依法生育第二胎不用再等4年，同时广东也调整了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妇再生育、再婚夫妇中生育一方的生育权等问题。

　　放开二胎，难处究竟在哪儿？

　　于决策者而言，庞大的人口基数依然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压力。此外从现实而言，二胎政策是否放开，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即如果二胎放开，将有多少人被新政策所鼓励，从而释放压抑已久的生育意愿？

　　翟振武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经济的发展造成民众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有出现，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那种认为放开了二胎政策民众也不会生的观点，本身就自我矛盾，“既然这样，那你还主张放开二胎干嘛？就别主张放开二胎了。”

　　在翟振武看来，放开二胎肯定会增加人口总量，这跟二胎放开的方式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即使包括北京、上海在内，只要放开了二胎政策，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生的，会生的人比例甚至都不会低，我们调查的生育意愿，很多人还是希望生一男一女最好，当然也有人觉得抚养孩子成本高不愿意生，我们也做过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二胎政策放开，至少得有50%的人会选择生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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