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然后你去了地坛医院？

　　小峰：地坛医院对我还是积极治疗的，但实在没有资质。

　　新京报：从医院出来，是什么心情？

　　小峰：是我整个求医过程中最绝望的时刻。

　　“我想求得接纳和宽容”

　　新京报：手术后为什么消失了？

　　小峰：我离开医院后回老家养病，母亲帮我换了手机号码，她不希望这件事被亲戚朋友知道。在老家那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消息，也许会让他们没办法再生活下去。现在母亲依然不同意我接受任何采访，她的担心我特别理解。<

　　新京报：现在又为何站出来起诉肿瘤医院？

　　小峰：被接二连三拒绝，我是很愤怒的。而且辗转求医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上确实都有损失。但更重要的，我希望能站出来，代表艾滋病感染者求得社会的接纳和宽容。

　　“就医时深切感到歧视”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用宽容？

　　小峰：就医过程让我深切地感到，歧视是存在的。

　　新京报：“歧视”表现在什么地方？

　　小峰：当我看到医生护士的眼神，我就知道，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携带者）了。我的病床旁边会有一瓶消毒水，这在其他患者那儿是没有的。他们在床头柜上放了个专用的盒子，护士给我输完液，把用过的镊子、胶布等物品都扔进这个盒子里。还告诉我这是我专用的垃圾盒，我的垃圾不能往别的地方扔。护士戴的都是双层手套，对一般病人是不会这样的。

　　新京报：什么带给你最大的刺痛感？

　　小峰：我术后住了一周的院，每天都要量体温，我比较虚弱，只能护士帮忙。有的护士不愿意用手拿温度计，而护理我的亲人由于年事已高不大会看温度计，于是就有这样的场景——家人拿着从我腋下取出的温度计，对着灯转，让护士读。还有就是，在打针时，他们会离得很远，把身子弯成一个弧形，勉强够到我的手，把针打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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