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所负责的部门并非GSK中国与临江旅行社“合作”的唯一部门。2009年至今，临江旅行社承接了GSK中国多个部门各项会议、培训项目后，通过各种方式返给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金额达2000余万元。这些钱一部分进了高管的腰包，另一部分向下逐级分流，流到各级销售乃至最基层的医药代表手中，成为GSK中国向相关部门、单位行贿的资金源。

梁宏等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套取现金？办案民警表示，这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关于GSK内部的财务管理，记者详细询问了GSK中国的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金某。她的回答是“非常严格”，她所在部门会定期对公司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近年来一些员工就是因为账目查出问题而被处分或开除。

“如果要向外人行贿，账面上肯定是过不去的”，金某说。“我们公司正常的请客、送礼，单人标准不得超过300元，审核得很严。”

每次承办会议后，翁剑雍都要去GSK中国的财务部门报账。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账面做平的？

“我们一般是虚增人数套现，比如说20人参加报40人。我跟GSK合作的项目里，虚开的大概有20％，其中与梁宏合作的项目虚开达到50％”，翁剑雍说。他们这一行里还有虚构项目的，根本不存在的会议也开发票去报账。

会议究竟开了没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公司财务部门并无确切核证的手段或相应步骤。也就是说，只要发票合乎规范，到财务部门报销很容易蒙混过关。多报销出来的钱，既有回流给药企高管的，也有旅行社的。

翁剑雍还交代：“我在GSK分到的蛋糕肯定不是最大的一块。”对此，记者了解到，GSK中国最大的一个冷链项目，单笔贿金就提了200万元，也是靠虚开虚报做出来的。GSK中国一次年会的费用“就超过了1个亿（元人民币）”。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一方面，除临江旅行社之外，GSK中国还与多家旅行社保持“合作”；另一方面，除GSK中国之外，临江旅行社还帮助多家药企完成非法套现。

记者还了解到，因为有利可图，临江等旅行社为了承接GSK中国更多的业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不仅有送现金、为旅游埋单等手段，个别旅行社还使出了性贿赂，向某高管长期提供“美人”以维系关系。

推高药价，“黑金”占比近三成

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事实上，GSK在其他国家也是“劣迹斑斑”：曾在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因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被处以重罚；2012年7月，GSK公司同意向美国司法部支付30亿美元罚金，用于为有关不当营销抗抑郁药物以及未能提供有关糖尿病药物文迪雅安全数据等相关指控达成和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药企的利益链实际上就是销售链加上贿赂链，就国内而言，行贿的药企肯定不止GSK一家。只不过与本土药企用现金开路不同，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的外资药企往往借助更加隐蔽的手段来进行。

上述业内人士还表示，药企的销售网络自上而下，上层可能还会“包装”一下，越往下问题越多、管理越乱，医药代表直接贿赂医生和行政部门个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梁宏承认，他负责“打交道”的一般是主管部门的领导或专家；同时，他还“管理”着全国各地近3000名医药代表，直接面向医院和医生。每年他有权审批的预算达到数亿元。

“一种药品要上市，必须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如果涉及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但从根本上讲，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才是最大的问题。”梁宏说。

梁宏还介绍，GSK在华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药品销售，这意味着巨额的“黑金”都将被转嫁到药价中，最终由患者埋单。成本仅30元的药，最终卖到患者手里能达到300元，秘密很大程度就在于此。

“在药价的构成中，这个比例大约占到多少？”记者问梁宏。

“我估算，这个运营费用在药价中占的比重有20％—30％”，梁宏说。这十几天来，他一直在反思，这种成本的比例确实太高了，“如果能少开点会，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减轻广大患者的负担……”

说到此处，梁宏陷入了沉默。

目前，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GSK一案仅暴露了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严肃查办此案，既是为震慑商业贿赂犯罪，警示那些依照所谓“行规”行事的人悬崖勒马，也是为了研究此类犯罪特点，以便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规范医药行业发展，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药企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创新和研发，让更多的老百姓切实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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