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见到警察的时候，并没有显得很害怕。他留着光头，黑黑瘦瘦，个子不高，总是昂着下巴。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格子衬衣只扣着倒数第二个扣子，就跟着警察走了。

　　县城里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这个时候还在为上学忙碌。当地官员喜欢跟人炫耀，这里重视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可是，一个跟小龙一般儿大的女生说，自己从小在县城读书，年级升得越来越高，老同学却剩得越来越少，感觉上着上着学，班上的同学都渐渐没了。

　　女生说，那些成绩好的，大多离开这里，挤去咸阳或者西安的重点中学，卯足了劲要考一个好大学；那些成绩不好的，尽管当地高中把入学标准降到了200多分，可还是有大把人考不上，7门课的成绩加一块都达不到这个数，而他们又不愿意交动辄上万的赞助费，渐渐也都没影儿了。再见到他们，可能是在网吧里，酒桌上，或者在县城马路边游荡。要么就再也见不着了，他们或许去咸阳打工，或许去西安找事儿做，甚至到更远的地方谋生。

　　对小龙而言，读完了小学五年级，他就再也没有念过书。小龙爸爸说，儿子跟自己差不多，除了自己的名字，认不得几个字，出门得叫人带着，不然全抓瞎。小龙家6间房，里面找不到一本书，屋里唯一一个带着字儿的显眼东西，只有挂在厨房的海报，上面写着“林志玲”。

　　5岁那年，小龙妈妈就跟人跑了。一家人靠爸爸在山坡上种地过活，小龙从小看着爸爸用肩膀担着扁担，踩着泥走2里地的山路，从村里往山上担肥料，从山上往家里担小麦，一亩地有时候得担个五六趟。小龙爸爸今年48岁，就这么担了半辈子担子，现在肩膀都紧实得跟砖头一样，没法放松。

　　在审讯录像里，陪儿子来的小龙爸爸双手抱胸，蜷缩着窝在审讯室角落，一副迷茫的样子。而小龙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一边用舌尖舔着自己的虎牙，一边跟警察说，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县城迅速赚一笔钱，拿这笔钱买张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在那里继续打工赚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县城的一家火锅店打过工，可是干了8天还赚不到100块。于是，小龙花了60块钱，在宾馆开了个房间，叫上自己的兄弟，开了个会，商量迅速赚钱的方法——抢劫。

　　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在县城最热闹的开元广场，趁晚上人们乘凉的时候，见谁有钱就“撂倒”谁，抢光他身上所有的东西，然后用抢的钱打的去西安，买火车票去北京。

　　小龙说，他还琢磨过，要是抢一个人钱不够，到了西安，就把出租车司机“撂倒”，接着把车拿到黑市一卖，那样一来，钱应该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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