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财

　　去年还参加了邻县一次艾滋拆迁

　　王向财记性很好，4年后看到记者还能认出来。他是当年被拆迁的西关村村民，那次艾滋拆迁，村民阻路时，他发现汝南县东皇庙乡十二三个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也挤在人群中。他过去打了个招呼，顺道跟着人家凑了个份子钱。

　　我告诉他，当年采过的病人近半去世，他回答得几乎不带感情，“认识的兄弟们都是这样的，两年不见一批，两年又不见一批。2009年参加过艾滋拆迁的病人，到现在已经不少人去世了。”

　　王向财这几年吃了睡，睡了玩，随心所欲，身体不错，但也有变故。他离婚了，净身出户，房子给了儿子，重新找了个老婆。去年，他有了小孩，“检查过没有感染。”

　　他依旧靠打零工贴补零用。他说一些“生意”也不大干了，“给人家要个帐，良心上过不去”。何况这种生意现在也很少，一年有个三五回。

　　他说，这种生意都是熟人介绍熟人，但并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比如说他认识我，就给我打个电话，说最近有笔小账要不回来，你那能帮忙出几个人不？于是根据账的大小，两三个、十几个都有可能就去要账了。

　　除了09年那次艾滋拆迁，去年五六月间，王向财还参加过在正阳县的一次艾滋拆迁。一天400块，包吃，请了大约五六十来个艾滋病人，各个县的都有，汝南的、驻马店的、平舆的、上蔡的。其中汝南县的有20多个人，坐了4辆面包车赶过去。

　　一般这些生意，都是由“金主”负责出钱，由“金主”布置给属下，让喽啰们具体布置任务，艾滋病人通常只认识具体给钱的喽啰。具体谁出钱的，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在乎。

　　幕后黑手？

　　线索断裂受访者无一承认主使艾滋拆迁

　　在当年在艾滋病人的“突破”下，铲车碾过的汝南县西关村地头上，如今建起一个居住环境在当地数得着的商品房小区，叫“康宁新城”。

　　当时记者拍摄的工地施工证显示，该工程开发商为该县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直属于县政府，由某副县长挂帅。在开发商最初的宣传及文件里，都表示此处为新农村建设项目。但回访时，举报者称，西关村民少有买得起这里房子的。

　　当年拆迁现场确实来了很多官员。2010年，据汝南县政府新农村建设办公室、汝宁街道办事处等工作人员回忆，拆迁当天，拆迁队以及某副县长带队的县、镇两级干部，公安、城管等多个单位都在现场。

　　在去这些单位采访时，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不知道艾滋病人参与当日拆迁一事。只有两名到场官员提到，“现场很乱”。

　　但在当事艾滋病人及西关村民们指认，当肖三一伙人亮明手中的艾滋病治疗卡，喊着自己是“病人”，冲击阻路村民的防线时，现场近百名公安、县镇干部们没任何反应。

　　2010年12月底，我第二次赴汝南当地，希望通过自下往上挖出艾滋拆迁链条。

　　老幺消失了。肖三说，自当年那个电话后，老幺的号码就停了，“道上的人经常换号，怕出事。”辗转了多人后，我被告知，老幺不愿和陌生人见面。

　　我清楚，如果当年这起艾滋拆迁事件没有彻查，这些文字也顶多只在在一些特定的人的心里留下阴影。更何况，一些当年的当事人已经或正在逐渐离世，这使得事件真相被大白天下的难度更大。

　　我不仅关心追捕幕后黑手，关心用法律严惩艾滋拆迁这种偶发恶性案件，我写下很多我所见证的艾滋病人的生活，我更希望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艾滋拆迁，去为参加强拆的艾滋病人们设身处地想想。

　　让我悲观的是，看过网上很多新闻后的留言让人觉得，很多人继续抵制艾滋病人走入社会，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冷漠何时才能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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