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死囚捐献器官是对人的不尊重
       
黄洁夫回忆说，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曾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领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现状，希望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光明正大地用公民捐献的器官。
       
黄洁夫说，医生本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面对从死囚身上取器官，他认为这种行为没有做到对捐献者表达出应有的尊重和敬畏，“心情很尴尬”。
坦承中国事实，向世界表明改革决心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当时，黄洁夫已是原卫生部的副部长。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当时，黄洁夫作出这个表态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卫生部里很多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好朋友都说，黄洁夫的副部长之职很快就要被免了，“你这个官可能做不成了，乌纱帽要掉了。”
       
然而，他的表态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移植医院减少至169家。
       
2007年出台的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2010年，最高法颁布的刑罚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司法与相关部门也共同制定了严格的死囚器官捐献与获取的有关规定。

器官买卖成牟利工具 穷人被“圈养”取器官
       
然而，面对每年9000个器官移植的需求，在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某些医疗机构和个人将器官移植视为牟利工具，从而不顾法规规定，甚至出现把穷人“圈养”起来，取器官买卖的现象。而执法力量的薄弱和较低的惩罚力度也难以有效遏制器官的非法买卖。
       
种种乱象逼迫中国器官移植进一步法制化。而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成为必须要迈过去的坎。2013年11月2日，中华医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器官移植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OTC颁布了“杭州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将取消对死囚器官的依赖。这在世界移植界引起很大反响。2014年3月1日，由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这一组织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黄洁夫任委员会主任。9个月之后，黄洁夫发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声音，全面贯彻落实杭州决议。
停用死囚器官还需“自愿捐献”跟进
       
纵然法制化轨道走得艰难，但是，很多人都认为，相对于人的改变，写在纸上的法律反而简单。中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多例，比例为三十分之一。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为约0.6/100万人。作为世界上器官捐献率较低的国家之一，单纯依靠公民器官捐献能否满足庞大的需求?

数据显示，从1977年底年到2009年底，30年的时间内，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去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10年启动公民捐献试点工作后至2013年三年的时间内，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2014年全面开始推广公民捐献，截止到12月23日，这一数字为1631例，近5000个大器官，再加上亲体器官捐献2000多个器官，我国2014年的80%器官移植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
       
黄洁夫认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反而会大大增加。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

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尽管黄洁夫对公民捐献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完善远非停用死囚器官一项。长期以来，无论是器官的来源还是分配，都处于不透明的状态，甚至还有人制造某个死刑犯的器官直接移植给某个人的谣言。那么，如何让中国的器官捐献更加阳光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黄洁夫表示，未来器官分配必须强制性使用电脑分配，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希望，民众可以在公开、透明、阳光的环境下进行器官捐献，用救人的高尚行为向生命表达敬畏之情。他坚信，未来3到5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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