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历时11年的教育改革探索，如今总算是有了眉目。2014年，上海高校在有着20年历史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奖项上首次实现“零”的突破。以复旦大学汪玲教授为首的卫生政策研究团队，凭借《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新——“5+3”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得上述国家级评比的特等奖。  

    这一听上去有些冗长的课题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改革议题——如何培养一个真正“会看病”的医学生。这一议题，2003年由复旦大学发起研究，以“适应医药卫生发展需求、改革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为主要方向，经过6年理论研究，在2009年时被付诸实践——一名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的本科生毕业后，可以一边做住院医师，一边考研读研，3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既能获得硕士学位，又能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培合格证。也就是说，研究生毕业后，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独立给病人看病的医生。

    换句话说，这项改革，将大大减少“高素质医生”这件“产品”的生产出厂时间。

    按照以往的做法，一名医学院5年制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时，至少要有1年在医院“实习”的经验。这种“实习”，只是给医学生一个了解医院的机会，而不是教授一名医学生如何看病。与之相同的，到了医学硕士的攻读阶段，也有相应的医院实习要求，实习时间一般为半年左右。以复旦大学7年制本硕连读临床医学专业为例，7年时间里，一名医学生所需的临床实习期一般为一年半左右。

    但是，所有这些“实习”并不能帮助一名医学生成为医生。从一名医学生变成一个真正的医生，除了要医学专业学历学位外，还要“两证”——即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培合格证。获取这两张证的考试，只有在正规卫生机构注册的在职人员才有资格参加。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教育培训部主任曹琦长期从事医师培训工作，她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一名医学硕士毕业后，要在医院首先找到工作，编制进了医院，再经过至少两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才能考取上述“两证”。

    也就是说，一名七年制的医学硕士生，至少要花上9年，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入门级别的医生。一个问题是，如果这名医学生自己找到的工作单位学术能力不强、教学水准不高的话，他的住院医师培训水准就会大大降低，培训质量低下，可能坏了一棵好苗子。

    现在的做法是，医学生本科5年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经卫生部认可的、质量几乎同等的医院“工作”3年，而不是“实习”。这3年里，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研、一边考取两证。他们的“编制”会在当地的卫生人事中心存放，而不是在学校。

    医院方面对他们进行的规范化培训也能脱开“镣铐”更放开些。过去，因为受制于体制，谁也不敢让那些在医院“实习”的医学生从事实习诊疗工作，即便有时候他们已经具备相应的素质。

    一方面，根据1999年《执业医师法》的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未取得行医资质的研究生无法独立担任住院医师工作，其临床能力训练面临违法行医风险；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分属教育和卫生系统，临床研究生毕业后仍需重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其实我们很多老师都有很强的让医学生动手实践的带教意识，但是这样的规定犹如一副‘镣铐’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中山医院教育处一名相关负责人说。

    打通这一脉络，需要教育、卫生两个部门的“跨界”合作。课题牵头人、复旦大学汪玲教授说，上海市的分管领导同时分管教育和卫生，除上述两个部门外，人社、财政、编办等等各个部门都须为此“跨界”合作。“我们在那段期间，每个星期都要开1次到2次会议，研讨各种各样新出现的问题。”

    这一次，医院方面可以“大胆”一些了。只要一名在读研究生可以在住院规培期间考出两证，就可以尽可能多的赋予他单独行医的机会。曹琦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每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规培生，来自“5+3”学制的在读研究生。

    “5+3”学制目前在上海已经实行5年，毕业了两届学生。汪玲教授预测，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未来老百姓就不用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了。最后的愿景是，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不管是在三甲医院还是社区医院，都能够找到会看病的好医生。”

    去年，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据了解，“5+3”模式目前在全国已成功推广到102家临床医学（全科）硕士培养单位和64所医学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