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两折合9克的关系换算张仲景方剂的药物用量，药材有效成分的煎出率最高，药材的利用度最大。

    •煮散可大大提高药材中活性成分提取率,与汤剂相比，煮散可节省大约1/3～2/5的药材。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方药剂量既包含深邃的科学奥秘，也是影响方药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关键因素。现实中，临床中医师的处方用量是多样的，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点。一些医生的中药临床用量较小，一些医生的用量甚大，古代如此，当代亦然。这样的现象既提示方药剂量的科学内涵是丰富的、深邃的和复杂的，也说明方药剂量研究是必要的、重要的和困难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傅延龄长期从事经方应用与研究，近5年来，他带领团队在国家973课题“基于文献及临床经验挖掘的中医方药剂量理论研究”支持下，运用传统文献分析、文物考证、药物实测、专家咨询、名医访谈、临床调查、数据挖掘、数理统计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对方药用量及量效关系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将科研成果编著出版了“中药临床用量研究三书”——《经方本原剂量问题研究》《中药临床用量流域研究》和《中药临床处方用量控制》。

    课题突出的成果是对经方本原剂量问题进行了终结性考证。此前，关于张仲景方剂药物计量单位的量值共计有32种观点，大小相差20倍之多，十分混乱，令人迷惑。课题组沿着汉晋唐宋权衡制度和医药用秤变化两条主线，采用综合逻辑分析考证方法进行掘地式研究，证明张仲景方药计量只能采用东汉官秤，其1两合今约13.8克，而绝不会是其他衡制。同时，课题组又依据经方药物重量实测和煮药实验结果，并从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角度论证了考证结果的科学合理性。该研究从独特角度提出众多全新证据，创造性地解决了经方本原剂量的千年疑问。

    课题组首次采用基于中药煎煮实验结果的文献研究方法，在论证经方本原剂量合理性的基础上，选择8个有代表性的经方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按1两折合9克的关系换算张仲景方剂的药物用量，药材有效成分的煎出率最高，药材的利用度最大，并由此提出今日经方临床应用宜以1两折合9克为宜，可作为临床医生合理应用经方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研究团队对从汉代到当代两千年方药临床应用的海量剂量数据进行研究，全面勘探经方最常用50味中药（TOP50）在历史用量情况，运用文献研究与数据统计的方法，将TOP50在汉代、唐代、宋代、金元、明代、清代、近现代和当代的用量情况以翔实的数据进行客观、精准描述，分别绘制TOP50两千年“用量流域图”共计50幅，全面清晰地展示了各味药物用量起伏变化的历史。

    课题组创造性地将两千多年方药用量历史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汉唐时期为具有“用量大、范围广”特点的“大汤剂”阶段，宋金元时期为具有“用量小、范围窄”特点的煮散剂阶段，明清民国时期为具有“用量小、药味少”特点的“小汤剂”阶段，而当代为具有“药味多、用量增”特点的“新大汤剂”阶段。

    课题组明确指出，当代单味中药的临床用量是明清以来500多年间普遍小剂量用药的一种延续。关于中医临床方药用量大幅下降问题，课题组明确提出，始于唐末、成于北宋的煮散剂的普遍应用是其主要原因。课题组重点深入挖掘了唐宋时期临床中药剂型和用量变化及其原因，明确宋朝政府推行煮散，古方一律“换汤为散”，煮散剂由此盛行三、四百年，医家“久用散剂，遂忘汤法”，形成“用量流大坝”现象，从而导致中医方药临床用量的大幅下降，其平均用量仅为汉唐时期的约1/3。中医临床方药用量由此大变，其影响十分深远。

    课题组采用药剂学研究方法进行煮散剂与汤剂药物提取率的系列对比实验，证明煮散可以大大提高药材中活性成分提取率。与汤剂相比，煮散可节省大约1/3～2/5的药材，对于解决如今人口日增、应用日多、药材资源日少情形下的中药应用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课题组还采用调查访谈与数据挖掘相结合的文献研究方法，总结、提炼以医为本体的方药临床用量控制策略：基于传统文献研究，结合数据挖掘技术、名老中医访谈及全国中医院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全面、细致总结影响方药量效关系的因素；采用多层文献信息抽提、整合、聚类分析等方法，总结对中医临床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方药用量控制策略，总结为“二纲十五策”，即：随证施量原则和三因制宜原则，以知为度、中病即止、君药宜重、群药协力、小剂缓图、大剂直折、以小制大、病轻量轻、且治且进、且治且退、三段分别、疏密随机、佐药调节、毒药分级以及剂型控量。此一研究弥补了中医药领域对用药策略研究的缺乏，对提高方药临床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揭开经方剂量千年之谜，绘制中药用量百代流域”。通过该课题的研究，厘清了“误、乱、惑、缺”的经方本原剂量问题，并通过常用中药2000年流域的绘制，对药物用量从一个全新角度进行诠释。这一创造性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药剂量研究的空白，也为当代临床医生面对复杂病例选择合理中药用量提供了中药依据，同时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中药常用量范围的规定提供了文献支撑，为方药剂量研究，包括药效学、毒理学和理论研究提示了广阔的思路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