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监管缺位助长临床造假

　　国家相关部门于1998年颁布《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简称GCP），并于2003年重新修订实施。记者调研发现，GCP实施中约束力不强，药企、中介机构、医生等相关主体违规问题突出。

　　部分药企受利益驱动，大肆上马仿制药，临床试验这一重要必需环节被“忽略”。江苏一家大型药企负责人说，他曾参与一家药企搞新药研发，其实就是把国外新研制的创新药材料拷贝回来。这家药企花了一个星期搞材料，根本没有进行6个月的临床试验，竟然很快就拿到了“独家创新药”的批文。造成的后果是，国内仿制药5片效果都不明显，国外原研药一片就有效但进不来，是一种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合同研究组织（CRO）监管缺位，助长临床数据造假。一家CRO负责人透露，CRO本应作为第三方检查机构，对药物研发、临床、报批等起到质量管控作用，但由于国内CRO缺乏转入门槛，大量不良企业恶性竞争，很多CRO在利益驱使下成为数据造假的帮凶。“一些药企明知CRO作假，但考虑到CRO分摊了违法成本和风险，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者，有药企明确说，试验不通过验收就不付钱，逼着CRO造假。”

　　食药监部门一位执法人员说，检查中发现，临床试验的主体本应是医生，但一些CRO聘请了大量助理研究员代替医生做临床观察、数据统计和质量核查，是数据不规范、不真实的重要原因。

　　临床医生职业操守失范，为数据造假打开方便之门。广东一家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说，曾在另外一家医院牵头下，共同参与过某产科用药的三期临床试验，“实际操作很不严格”。很多有利于这种药上市的记录被保存，不利的临床案例或者实验数据都被抹掉了。特别是与同类药物的比较性试验，造假情况比较突出。“医生本来就很忙，临床试验不会认真做，也没有时间做那么严谨的记录，很多都是CRO代劳，真实性自然大打折扣。”

　　临床监管成为药物监管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普遍缺乏临床背景的监管人才和技术队伍，长期重体系认证轻临床项目过程监管，尤其是上市后药物临床试验安全有效性评价，监管几乎是空白。江苏药监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相比GMP检查队伍，地方上的临床核查GCP队伍的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人员和技术都跟不上当前的要求。

　　谨防消极论调削弱监管力度

　　记者调研发现，一年来，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成效显著，初步遏制了大范围数据造假的态势，一些制药企业感到压力空前。

　　“以前对临床的监管几乎没有，如今突然要求自查核查，让我们措手不及。”内蒙古一家药企负责人抱怨，此次对临床试验数据的核查风暴是“拿民国的法律制裁清朝的事情”。国家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拿今天下发的 “意见”“法规”去考量以前做的事情。

　　这位负责人质疑，为什么这么多的CRO公司被审批？为什么CRO公司提供的试验资料以前通过了审评？被行政部门审批成立的临床试验机构为何不正规试验？一系列监管部门犯的错误为何要申请人承担大部分责任？“这些问题有待相关管理部门重视，并把这些问题做合理解释。”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针对此轮力度空前的临床监管风暴，当前有两股消极论调需要警惕。一是出台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现阶段对创新的要求不能太超前；二是政策不能一刀切，有的临床数据只是不规范，不是造假，应允许存在。

　　俞德超说，当前是治理药品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关键时期，必须用最严格的制度鼓励真正的创新。一旦对临床造假网开一面，结果一定是“小缝隙变成大窟窿”。“如果允许一家药企作假，那其他药企都会跟进。因此，对临床造假必须坚持零容忍，不放松。”

　　事实上，和美国相比，中国的药品监管仍有待加强。国家食药监总局明确，若临床研究资料弄虚作假，申请人新提出的药品注册申请3年内不予受理，直接责任人参与研究或组织研究的临床试验资料十年内不予受理。

　　苏州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廖国娟博士表示，在美国，一旦发生数据造假，药企和研发人员都会被列入黑名单，终身不得进入相关领域。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应积极将国内药企和国际接轨，建立药企内部的监管体系，真正通过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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