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自上月28日推出《交叉换肾没通过伦理审查》报道后，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如今这两家人的命运如何？记者进行了回访。

　　上月28日下午，在得知医院暂缓交叉换肾手术的决定后，两家人非常伤心，但一直没有离开医院。 这个元旦，他们也是在病房里度过，在心酸和无奈的心情中迎来充满未知的2008年。

　　此事件不仅引起患者当地媒体和广州媒体的关注，这两日，一些外地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也闻讯赶到广州采访医院和患者两方。两家人仍抱一线希望，也许可以借助媒体的影响力出现“奇迹”——广东省卫生厅或国家卫生部会对此事作出特批，为手术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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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捐肾在广州搁浅一事经报道后，引起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反应。许多网友包括一些媒体的评论大多将板子打在医院头上，责怪医院不够灵活，不够尊重生命。手术，两人得救；不手术，两人必死？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近日，记者采访了部分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了解到肾移植手术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手术遇挫背后的复杂性，能更理性地看待。

　　五年存活率不到60%

　　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肾移植是尿毒症患者的唯一生路，做了手术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特别是在尸体器官短缺的情况下，有的医生为引导亲属活体捐献，过度强调其好处，没有充分告知风险。有的医院甚至宣称，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5%，甚至100%。可实际的情况是，目前国外肾移植的一年存活率为90%以上，五年存活率为50%-80%，平均存活率60%；国内的存活率要比这个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肾移植专家说，虽然肾移植手术已经很成熟，但仍是高风险手术，病人术后要过感染关、急性排斥关等，即使出院后仍然有出现慢性排斥的风险。手术中很可能使用大剂量激素和抗排斥药，病人还要承受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

　　此外，换肾者还需要终身服用抗排斥药，这位专家解释：“新植入的肾永远是个异物，机体的免疫力本能地要排斥它，抗排斥药就是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让新肾得以存活。”他说，换肾者会一直处于低免疫状态，特别容易感冒。一旦感冒，就很难好，很可能要了命。

　　肾移植并非尿毒症患者唯一的“救命稻草”！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陈忠华指出，有资料表明，肾病患者血液透析的治疗方案，在生活质量、寿命等方面，并不比器官移植差。

　　活体供肾者也有风险

　　除了换肾者本身的风险，活体移植中作为“供体”的一方也存在很大的风险。200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中山三院院长陈规划教授呼吁：高度重视活体器官移植供者的风险，对于活体器官移植要慎之又慎，谨防过热！

　　近年来，为了鼓励亲属间的肾脏移植，经常有专家在媒体上宣称：“捐献一个肾，对本人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在这次会议中，披露的数据显示，活体供肾死亡风险为0.03%，全世界活体捐肝者有17例术后死亡，美国有11例活体供肾者自身难保。美国有1%的活体供肾者10-20年后自己肾功能衰竭，受捐者10年后有一半人肾功能衰竭。

　　专家说，两个家庭交叉捐肾更增加了这个高风险手术背后的复杂性，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60%的五年存活率意味着五年后这两个换肾者很可能有一个出问题，另一个是好的，到时两家人能否保持心理平衡？失败的那家会否怪另一

家给的肾不好，而要求经济赔偿？如果万一同一个家庭的捐肾者和受捐者都出“问题”，他们还能像现在说的那样“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吗？

　　在去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一个半月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进行了一例两个家庭的交叉捐肾手术，手术成功了，但手术的主刀医生谢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交叉换肾既不是大势所趋，也不宜推广。因为可能引起纠纷的因素太多，只能像这样碰到条件很成熟的，方可偶然为之。

　　成功案例曾闯过四关

　　在明明知道新法已实施，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却甘愿冒“违规”的风险做手术，勇气实在可嘉。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为保障手术安全，减少术后纠纷，与新法精神一致，自设“四关”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工作。这四关包括：健康配型关；两家协商关；医生摸底关(医生在与患者的闲谈中，察言观色考察患者及亲属的心理状况，最后发现“两家人的性格都不错”，不至于发生一家人术后会反悔)；最后是伦理委员会审核关。

　　“四关”考察共耗时两个多月，漫长的准备后换来理想的结果。交叉换肾手术之后，当地上级卫生部门并没有对此事提出任何质疑和干预。

　　这也许可以给广州这例等待进行的交叉捐肾手术带来些启发，与其用媒体、用舆论的力量给医院施压，让他们仓促间做出“做”与“不做”的决断，不如给医患双方更多的时间，为促成手术做更多实质性的准备工作。(记者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