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沈宝藩（右二）带领中风病科科研组成员研制系列脉通片。

20世纪70年代初，沈宝藩（前排中）经常下乡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

　　2009年，74岁的内科主任医师沈宝藩正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为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退休。不少一线城市的医疗机构开出高薪，希望将他“招至麾下”。

　　沈宝藩本是上海人，1960年赴京参加卫生部第二届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结业后被分配到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到2009年，在祖国的大西北，他已经扎根了近50年。

　　家人朋友都希望他回上海颐养天年。他的姑妈噙着眼泪劝说：“可以了，你在新疆奉献了一辈子，现在都这个岁数了，该回来了。”他的老朋友、上海市名中医张云鹏向他打保票：“你还是回来吧。如果不愿休息，上海的各大医院，你来选，我帮你联系。”

　　然而沈宝藩一一拒绝了。他何尝不想享天伦之乐。与在上海的老伴通电话，听筒里传来小孙子咿咿呀呀的稚音，沈宝藩听着笑着，眼角却泛起泪花。多少次，他真想回上海了。可一想到每周要来找自己的老患者们，想到他那些还需要学习历练的弟子们，他又很快把这个念头弃之脑后。

　　他的老病人严忠才说：“他是为新疆而生的。”他的学术继承人玛依努尔说：“他舍不得新疆的病人，新疆的病人也离不开他。”他自己说：“在新疆有很多病人都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他们只顾自己。”

　　曲线学中医，终偿所愿

　　上海沈家本是殷富仁德之家。沈宝藩的祖父沈韵笙是上海滩有名的律师，父亲沈石麟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职员。沈韵笙懂得岐黄之道，闲暇时常常为人免费诊病，在上流社会和邻里之间口碑俱佳。

　　可惜战争年代，风雨飘摇。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沈家老宅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全家人搬往上海近郊，那时沈宝藩刚刚2岁。殷实的家境不复存在，沈宝藩的童年记忆里，大多是艰苦度日与生离死别。

　　沈宝藩的母亲育有10个子女，沈宝藩排行在三。不幸的是，六弟、七弟、八弟患病不治，接连早夭。母亲身体本就孱弱，丧子之痛更让她长期抱病。沈宝藩少年时就产生了学医的念头。

　　沈宝藩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古旧”的中医，他并不“感冒”。对中医的正视源于一次患病。那是1951年底，沈宝藩将要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关键时期。起初他只是浑身乏力，食欲不振，之后便低烧持续不退。两三个月内，父母带他四处求医，X线片就拍了五六次，可哪家医院都搞不清病因，自然治不好。眼见沈宝藩日渐消瘦，父亲的同事推荐了一名世传中医。西医在怪病面前束手无策，不信任中医的沈宝藩也想试试中医了。

　　沈宝藩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位老中医的样貌，身材瘦削，头发花白，看上去颇有几分仙风道骨。老人家详细地询问病情，轻柔的语气和自信的神态令沈宝藩十分安心。服药两周后，低烧彻底退去。又巩固了一周后，沈宝藩的身体再无异样，生龙活虎地返回校园。从此，沈宝藩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医悬壶济世的向往，深深地埋藏到他的心底。

　　在沈宝藩高中毕业的1955年，全国尚无一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沈宝藩只能选择西医院校。为此，他放弃了保送到保密学校学习核心专业的机会。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从事核心保密工作不仅前途光明，更是无上光荣。可沈宝藩一门心思学医，他的志愿表上，从第一栏到第七栏，全部填写着临床医学专业。先学西医，再图中医上的深造，沈宝藩暗自定下曲线求成的长远目标。

　　成绩优异的沈宝藩被上海第一医学院顺利录取。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医学院校，名家聚集，学风严谨。当时，学校规定，每门考试都设口试，学生现场抽题现场回答，能够有效地检验基础知识是否扎实。若干年后，沈宝藩担任新疆中医学院临床教学部主任时，在实习医生毕业考试中也借鉴了这一方式。学习期间，沈宝藩留下了记录详细缜密的学习笔记。日后，这些厚厚的笔记成为沈宝藩学术继承人们的至宝。唯一让沈宝藩感到遗憾的是，西医院校里涉及中医的课程只有一门中医学概论，无法满足他探索祖国医学宝库的理想与决心。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54年，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一年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在京成立，开办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等到1960年沈宝藩大学毕业时，全国西学中的势头正劲。沈宝藩入选了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这一届主要招收高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将来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创建东方学派。沈宝藩学习中医的夙愿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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