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刺手法的研究方面，张氏早在五十年代末提出了一套有关控制针感性质和传导方位的方法，它具有广泛的临床指导意义。张氏从古代手法中分类按音韵厘定出二十四式单式手法，又予以定性、定序和术式流程，并拟定了各法之操作标准。举凡针刺补泻，行针得气，复式手法等均有系统之阐发，他与当代各家共肇针刺手法发展之新高峰。张氏驾驭手法之功力，已到相当之境界，在针刺手法研究的领域达到了权威高度，受到国内外针灸界的重视。他多次应邀去亚、欧、美各国讲学，均获得极大成功。每次讲学他都在现场演示各种手法，他的成功演示，博得了热烈欢迎，为我国针灸学术争得了荣誉。

在针灸文献的研究方面，他是《针灸大成校释》的主编和主要执笔人。这项研究1963年被定为国家医学科学研究十年规划课题，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于1984年出版。这部书是我国建国后在针灸古典文献研究中的重要成果。该书校勘610处，注释2999处，于1989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出版总署1992年全国古籍整理研究三等奖。他的另一部针灸古典医籍《针方六集（校点本）》也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他还主编了《中国针灸荟萃·刺灸学分卷》以及其它多篇著作。

张氏多年来致力于针灸教育事业，早在1956年他就办了黑龙江省第一期针灸师资班，1979年以后以他为首的省针灸学会和省中医研究院举办了多期针灸专科班、师资班，由于他的努力，在省中医研究院建立了卫生部针灸经络进修教育基地，举办了全国首届二年制的针灸研究班。又与中国中医研究院合办了第一、二、三期攻读硕士学位的针灸研究班。他又各方奔走将省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招生名额由3名扩大到15名，由本院自筹资金办教育，连续三年共招收针灸、中医、中药三个专业的4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为本院培养后继人才。张氏还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培养了13名博士研究生。

张氏在软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1977年首次提出新的学术分科方案，把现在通用的一本《针灸学》分为《中国针灸医学史》、《经络学》、《腧穴学》、《腧穴配方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针刺麻醉学》、《各家针灸学说》和《古典针灸医籍选讲》等十个分支学科。他还编写了内容大纲，在针灸研究班中成功地进行了试讲。这一针灸学术分科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针灸学术发展的一个历史里程碑。他于1984年提出了把中医药学向世界全面地传播，即中医世界化的建议，以使世界医学呈现中医和西医双峰并翠，二水分源的局面。

张氏还致力于我国的北药开发事业，黑龙江省具有极其丰富的药材资源，他认为应当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他联合朱有昌研究员提出了七千言的北药开发建议书，在这里他首次提出“北药”的新概念，他认为药材是黑龙江省煤、粮、木、油之外的另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支柱产业。通过省内和全国专家的论证，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省政府成立了省北药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张氏任领导小组成员兼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此间他还进行了另两项软科学研究，一是提出了：生物——社会——心理——自然，四因素医学模式，以补充和区别于当代国际上通行的美国恩格尔的三因素医学模式，即：生物——社会——心理，和四因素医学模式指导下的第四医学（预防医学为第一医学，临床医学为第二医学，康复医学为第三医学）即长寿保健医学；二是与欧洲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中医药合作的研究，这项研究是把中医药向全世界传播的一项具体措施，是为在欧亚大陆桥上布局这一战略性筹码进行的先头准备的研究。

张老五十多年来从事中医研究工作，可谓历尽艰辛坎坷。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奋进向上的精神，非凡的组织才能和超人的胆识，他既是一位精于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又是一位中医药宏观战略方面的专家。这使他在循经感传、针刺手法、古典针灸文献及中医软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我国的针灸事业和中医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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