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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生元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5-27 22:29:58  文章录入:huangyf81  责任编辑:huangyf81


  
初到昆明的吴佩衡人地生疏,“备受刁难和欺负”,才取得行医资格证书。
  
吴佩衡针对当地风干物燥,凉药使用太多的实际情况,研究出独特的“温热治疗”方法,同时治愈了两个当地名流之子的疾病,渐渐立稳了脚跟。一是昆明市长的儿子,患伤寒西医久治不愈,并宣告无治,但被其治好;二是昆华医院(现云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儿子同样患伤寒,院长虽为西医却无法救治儿子,同样被吴佩衡治愈。
  
1929年4月24日,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废止中医案”,一时间震动四海。吴佩衡遂作为云南省唯一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有17个省的237个集体457名代表出席的“神州中医总会”,明确向政府表示反对“废止案”。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其未能施行。
  
但是,国民政府也借机对中医提出了“不准办学校,不准办医院,只能民间行医,必须由政府组织考试发证”,教育、卫生两部也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等众多限制条件。
  
在沪期间,吴佩衡治愈了调赴抗日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王军的多年胃病。在王军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留在上海行医6年,后因战事危急,1936年底率全家回到昆明。昆明市和云南省先后成立了“中医公会”,吴佩衡均被推举为理事长。

由于随后国民政府对中医仍然是一种不支持态度,希望其自生自灭,加上当时中医流派甚多,相互间关系不融洽,吴佩衡非常着急。1948年,已被云南省政府聘为“云南考试委员会主事委员”的吴佩衡拿出大部分家产,并在一些医界朋友、病友的赞助下开办了“云南省私立中药专科学校”,并自任校长。
  
1950年云南解放后,学校被要求“捐给国家”。随后,新中国的昆明市、云南省先后开办了各种“中医进修班”、“中医学校”,都聘请吴佩衡担任教师或要职,1960年成立云南中医学院后更任命其为院长。
  
吴佩衡于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把自己的所想所得和治疗实例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其多年的行医案例和经验被后人结成《吴佩衡医案》一书,“对临床医生提高疗效很有裨益”。  
  
儿子的继承
  
“我自小在这样的中医家庭长大,可以说对中医的知识和功效是深有所知。”1937年出生的吴生元说,“全家人无论得了什么病,都是父亲用中医治疗好的。”
  
1955年,吴生元考上了云南大学医学院(今昆明医学院)学习西医。1960年毕业后作为“优秀西医人才”被政府有关部门指定为父亲的“学术继承人’。
  
在中国的中医界,吴佩衡素有“吴附子”的尊称,原因在于其在治疗过程中善用附子。吴生元表示,中医界对父亲这样的称呼“也对也不对”,父亲善用附子是事实,但是父亲擅长的治疗技术还有许多,不仅仅是附子,其学术面非常广。
  
他说:“由于附子有毒副作用,中国药典规定用量为3~15克,但父亲在具体治疗中远远超过这个‘规定’,最多时甚至达到了800克,而且对病人都很有效,从未造成不良案例。父亲常表示‘古有病大药大、药毒病毒之说’,关键是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当然,附子的用量也并非越大越好。''
  
“我并不认可有人将我们使用附子的方法称作‘火神派’。”吴生元说,“附子在中国各地区使用情况的不同其实很有趣,四川、云南一带的中医比较接受我父亲的学术观念,而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则不尽然,他们一般只敢开3克,最多不超过10克。”
  
究其原因,吴佩衡有过如此见解:中国沿海、北方地区自古达官贵人居多,故当地中医们担心得罪不起,在下药方面非常小心,剂量使用都非常保守,而给皇帝治病的太医们就更不用说了,稍有不慎就会换来满门抄斩;因此那些地区就出现“只能治小病,不敢治大病”的情况,这也是皇帝们的病总是不能彻底治愈,寿命不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较以前的西南地区而言,经济相对贫困,百姓生活质量较低,也就给了中医们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吴生元说,“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勇敢地进行了自己的医疗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的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结果。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属于‘官家派’,而西南地区的中医属于‘民间派’,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水平高低,而在于胆识的大小。”
  
20世纪60年代中的“文革”,使吴佩衡父子都受到了冲击,经常性的批斗使吴佩衡心力交瘁,多次中风,于1971年4月郁郁离世。后来,吴佩衡获得平反,吴生元也逐渐成为云南新一代名中医,并于1985年2月调任云南省中医院院长。
  
现在,在具体的治疗中,吴生元对附子的使用明显少于父亲,他最多用到100克,少有的严重病症也只用到200克。对比自己与父亲的异同,吴生元认为在胆识和经验方面自己不如父亲。而随着西医大量运用各种物理、化学仪器,同时在药理病理方面研究的进步,以前许多需要凭经验判断的病情现在通过仪器检测就可以轻易完成,所以吴生元认为“自己在诊断方面明显超过父亲”,“但是也因为可以借助的仪器太多,影响了自己学术上的进步”。
  
“我中西医都学过,对两种医学都有所了解。”吴生元说,“目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中西医的争论是非常无聊的。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与西医取长补短,同步发展的新路。”
  
吴生元觉得现在的情况好像让自己回到了过去的时代,回到了父亲那代老中医的捍卫故事中,这使他感觉很无奈。他说:“现在国内一些院士、学者不断跳出来指责中医,尽管他们多数都没有学习过中医,或者并不了解中医,但却语出惊人,甚至把演员陈晓旭的死亡原因也归结于中医,难道西医能够治愈晚期乳腺癌吗?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种学术讨论了,而是在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吴生元表示。能够留存下来的方法,都是经过长期总结、完善,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医们好像抵抗乏力。吴生元说:“通过父亲的一生和我个人数十年的经历和感受,我的真实体会是许多中医师,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医师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继承和学习前人的东西,没有领会到中医的真谛,相反急功近利地大量使用西医的方法。如何把古代或过去的中医经验、技术转化为现代所用,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事业,这里面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奉献精神。”
  
“中西医都必须保持自己独特的诊疗渠道,我非常反对现在有些人提的‘中西医结合’,这样的后果会使中医学变成蝙蝠,既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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