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疑难杂症的经验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１９８７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８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轻剂起沉疴“混沌”疗痼疾“假兼备以辜中，借和平以藏拙”这是清代医家叶天士对当时一些医生临症盲无定识，用药轻淡塞责的针砭之辞。袭沛然认为，叶氏之呵斥，确有必要，但他对上述两句话的含义另有新解。他指出，“兼备”与“和平”本非坏事，病情错综万变，往往虚实互见，寒热夹杂，治疗就应全面权衡，统筹兼顾，处方往往假“兼备”而获奇中，如果真正能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则更值得称道。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裘沛然认为，对治疗疑难危重病证来说，使用峻烈之品愈病，已经算是一位不错的医生，但总称不上良工。这是因为峻烈药品多伤元气，病虽得愈，体力暗耗，终究不是理想的治疗方法。如果能用性味平和的王道药物以解决问题，既去邪又不伤正，“平淡之中见神奇”，就比使用峻药疗病高明得多。他曾用玉蝴蝶、冬瓜子两味，轻起某些遍医无效的久咳水肿患者。一位晚期肝癌患者，医院已判定最多只能存活３个月，裘用平和的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精心施治，竟然存活了１０年（后卒于心脏病）。类似这样的验案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弥可珍贵。

　　古方治今病推陈出新意裘沛然十分重视古方的继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吸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例如，他曾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５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蓝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活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的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却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病愈，照常参加工作。

　　裘沛然经常对学生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合拍者并不少见，在应用古方时，有时需把握主症即可以成方加减损益而奏效；有时则用古人原方而建奇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既不离于法　又不为法拘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沛然经历了众多的各种复杂病证，从而体会到治疗疾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说，也有一定的体验。然而１９７０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体形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裘沛然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不得已改拟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２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嗽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病家狂欢，他亦惊喜不置。病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手，实属“法外之法”。

　　立法处方用药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奇、巧、博”４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他在为心脏病患者治疗时，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是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２０克以上。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曾屡更医生，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改服仲景原方后，不少病人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

　　立法宜奇。裘沛然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方用河子３０克，黄芩３０克，龙胆草９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２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　 用药在巧。裘沛然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杼而治愈顽疴宿疾，他对一些屡服中西药无效的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患、顽固性偏头痛、原因不明的高热、红斑狼疮、肝脏疾患等比较棘手的病症，别有一套辨治方法，但有时则往往在前医方中更改一二味，或略变动部分药物的剂量，使本来无法医治的疑难病证，进入逐渐转机的坦途。

　　关键在博。裘沛然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一个医生掌握的治病方法越多越好。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气血两虚等皆可致眩，许多与此相应的古方，更是治眩所不废。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而得心应手。

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

　　裘沛然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１９５８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４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６部著作。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４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１９７７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１０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１９６４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３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他把握３条：一是首重培养医德；二是以务实的精神研究学问，不尚浮夸；三是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要求学生做到的，裘沛然自己必先身体力行。在多次带领学生下乡中，他总是以身作则，热诚地为农民群众服务，深获乡亲们赞扬和学生的尊敬。

可贵的治学精神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他家中虽藏书万卷，一生浪迹书海，然而他却常说：“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首先，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在学习与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循名责实”，从不为“名”所惑。比如，历代治《伤寒论》之学者不下数百家，其中不少医家随文解义，陈陈相因，关于伤寒六经概念的认识就十分紊乱，有“六经非经络”、“六经是症候群”、“六经是六病”等等说法。裘沛然对此问题采取循名责实的研究方法。认为“名”可以任意而巧立，“实”不能随心而改变。他指出，六经是否是指经络，其关键要看六经病的实质所指。《伤寒论》中明确记载太阳病“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灸少阴七壮”等大量论述，如果六经非经络，则少阴不知灸在何处？伤寒病的“传经”如果离开了经络，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变？六经病的临床症候倘若离开经络脏腑则其病理变化无着落处。又如，常用中药升麻，自金元时被张元素说成有“升阳”功效后，大医家李东垣、李时珍越益昌大其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奉其说。裘沛然通过自己长期的临床验证后，大胆地对升麻性能提出了疑义，以令人信服的考证，论证了升麻是解毒凉血清热之良药。

　　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在他的万卷藏书中，除医学书籍外，文史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竟占１／３以上。裘沛然在医学上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专业以外的广博知识。他常常说，各种学问，研究到了高深的境界，往往是相通的。由博返约无疑是治学的一个要领。他认为，即使从临床治疗的具体实践来说，品评医生水平的高低，也应看他对每一种病所掌握的治疗方法之多少。有了“博”才能返“约”，才能在临床时左右逢源。在他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作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２００余种治病方法，博采了中医的众多的治疗手段，从而走向由博返约的道路。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比如，“圣散子”是一张著名的古代“家传秘方”，据《苏沈良方》记载，该方能治疗外感一切疾病，可无问伤寒瘟疫，阴症阳症，“其验特异”。苏轼、庞安常等名家曾大力宣扬其方，云其活人无数。而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却说此方“杀人无数”。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裘沛然从该方实际功效的分析对“圣散子”的适应症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进而用“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宋代社会背景、医界风尚等的研究和考证，发现原因是宋元时代盛行“一方统治诸病”，崇尚“成药万能”。他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废医存药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在当前“中医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少人纷纷引用其他学科领域的新观点、新学说来阐释中医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其中用新奇的词汇以炫耀中医者有之，对中医学蔑视贬低者亦有之。裘沛然认为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务实态度。他提出，研究中医学，首先要学好中医理论，并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关键要深入了解中医学的全面内容，而后再用科学手段加以整理和逐步提高。不仅对学习中医理论要务实，临床总结要务实，而实验研究更特别要求务实，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５０多年来，裘沛然不仅潜心寝馈于中医学术，而且特别关心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近几年来，他讲演著文，奔走呼吁，积极为决策部门献计献策，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与建议。他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对中医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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