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8月24日，当地药材交易气氛达到顶点。

首阳镇上举行了第二届中国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俄罗斯、日本等1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能绘声绘色描述当天的场景，“滨河路被封了，周围县城酒店全部满房，挤满了外国人。”

官方数据显示，陇西首阳、岷县、渭源会川等6个大规模交易市场，年交易量120多万吨，交易额230亿元。这些药材被装箱、装车，一辆辆运往新疆、内蒙古、安徽、云南等地，甚至远销国外。

药效大不如前

陈富的仓库在一个大山的镇子里，距离县城有近40分钟车程。仓库不远的山地里，遍布了党参、黄芪。集中连片的党参绿意葱茏、长势旺盛。这些山地少部分被药企承包，做成种植基地，大多数仍旧是药农自种自卖。

△陇县的一个山地里，集中连片的党参绿意葱茏、长势旺盛。谭卓曌摄

“之前大家都是种土豆，非典后，药材价格上涨，几乎全村都在种药材。”当地药农说，一亩地的药材营收大概是6500元，而一亩地的庄稼营收不过2000元。凭借药材的收入，这些药农们纷纷在县城盖起了房。

药材产业发展了，药农日子红火了，但药效却大不如前。“我们小时候，山上野生药材很多，现在快被采没了。野生的党参一般要长个5～10年，那个根壮得都跟人参差不多。但种植的话，2月份种下去，9月份就可以收。” 一位药农说，为了让根看起来更粗，当地人会打壮根灵。

壮根灵是一种生长调节剂。国家药监局在2018年曾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规范》(征求意见稿)，规定“禁止使用壮根灵、膨大素等生长调节剂调节中药材收获器官生长”。

△党参在地里看起来就像红薯一样，当地人会打壮根灵，使其看起来更粗。谭卓曌摄

然而，兰州距离北京，1400多公里，最快的动车7个小时，最慢的列车26个小时；陇西距离兰州，200多公里，只有列车，需要2个小时；位于大山里的小镇距离陇西30多公里，山路蜿蜒。

这里很多药农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去过兰州。他们尴尬地站在田地旁，抽着烟，用极其晦涩的“普通话”说，我们不识字，也不会讲。

当有农残的药材一捆捆、一箱箱地被装车，经过“陈富们”发往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再经过一道道“不是特别规范”的加工、炮制，再到达出口商的手上时，就有了开头李贵的烦恼。

△ 一捆一捆的中药材，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谭卓曌摄

一根一根的党参到了药厂后，会被浸润。一位中医指出，药材浸润后，会流失大量的有效成分。“在当地采摘后，就应该加工好，烘干后再发往使用地。二次的炮制，会令中药饮片含量流失百分之三四十。”

加工和炮制过程的不规范，更不是秘密。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刘敏说，“比如白术炮制，北方用麸子，南方用稻壳，但炒的时候，为了省功，上色块，可能里头就掺糖，外面很快是焦黄的，但里头却是白心。” 刘敏作为药房主任，有着20年的药材经验。平心堂的饮片质量圈内口碑甚高，非典时期李嘉诚曾专程派人从香港来医馆取药。

“炮制用的材料，是用醋精，还是用好醋？用黄酒的话，是一年的，还是五年的，这些都会影响药效。” 到了市场上，药材还会被掺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刘敏发现当地有一种植物叫大黑头，长得跟柴胡差不多，但价格低上好几倍。大黑头切了段，掺在柴胡里，完全看不太出来，但它是没有疗效的。

“如果说医生是战士的话，药就是武器。如果炮弹里都是沙子，必然就是失败的。”刘敏说道。

日本的质量标准

王奇不愿去做散户的生意，品质很难把控。

他所在的盛实百草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及饮片出口公司。“日本津村是全球最大的汉方药（即中药）制药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药材量，有一半是我们在做供应。”据参考消息网指出，在津村每年采购的数千吨规模的中药材中，中国产占八成，日本产仅占15％。

常年和国外客户打交道，王奇有了不少感触。国外对于中药材有两个核心要求，一个是安全性指标，另一个是要求溯源。特别是安全性指标这一块，日本、欧洲和东南亚地区非常重视，但国内重视度低一点。

所谓安全性指标就是指农药、重金属、黄曲霉毒素，包括有害微生物等有害物质的控制指标。“稍微严格一点的日本客户，要求检测200多种农药指标，有的欧洲客户要求检测400多种。”李贵提到，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数中药材，是可以不检查农药指标的。

“比如，甘草分乌拉尔甘草、光果甘草、胀果甘草，很多地里边都是混着生长的，但它们成分含量不一样，临床用药上是也有较大差异。”王奇说，像这种问题，日本人就会特别重视，他就指定用一种甘草，在种子、种苗上下功夫。

关于杂质的控制，国内外差距也比较大。“像日本津村挑选药材的时候，最高级别是按照1‰的杂质控制率，就是1千个大枣里边最多有一个，可能有脏东西，或有一点发霉腐烂，特别严重的问题是零容忍。但国内杂质控制率，药典规定是3%。”

3%和1‰，杂质率差了几十倍。这个差距带来的就是人工和加工成本的提高。“我们出口一公斤药材，比在国内卖要高几十块钱，就来自于两部分的成本，一个是挑杂质，另一个是检验。”

溯源管理则是要求，“发到日本的每一个批号的药材和饮片，都能查到是哪个地块，什么农民种的，什么时间种的，用了什么农药，是怎么生产加工的，所有过程都能查得到。”王奇说。

出口的药材，王奇都是和种植公司合作。“我们发放种子种苗、农药肥料，指导药农种植。药材还长在地里的时候，会抽一些样品检测；从地里挖出来，到工厂之前，要再检测一下。发到工厂加工之后，还要再检测一下。一旦违规使用了化肥农药，第一次会警告，如果有了第二次，就不再和他做生意。”

“这一点，大多数国内企业是做不到的。”一位行业人士指出，很多企业做溯源系统，只是做了一个信息化的展示页面，没有把全过程的溯源信息管起来。

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吃上好药

药材标准该提高，产业该升级了。

前两天，王奇和几家中医馆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我们想针对几十个重点品种，讨论一个共同的行业标准，这个标准是高于药典的，甚至高于出口标准的。”

刘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希望这个标准是双重的，既符合国家标准，又要符合中医标准。“目前的饮片标准是按西医标准制定，强调的是含量。古代验药，看性味归经升降浮沉，闻味道、看成色，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有区别，这个地方产的跟那个地方产的有区别，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药的标准。”

正如开头所言，国家药典委也在紧锣密鼓地修订更严格的标准。

除了农残、重金属各个指标制定之外，部分行业人士认为，要把传统中医的标准也加进来，特别是生长年限。“以前说人参必须五年以上，最好六年，否则就不能入药。现在有的长了四年，个头也挺大，也就入药了。”

“打个比方，指甲和山甲的含量是一样的，犀牛角和水牛角含量也是一样，但它们在中药的用途上又不是一样的。”一位中医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四川某一家企业会拿苹果皮替代板蓝根，其中一个成分是一样的，把苹果皮的成分扔进去，按照药典检测就是合格的。

但也有行业人士认为，标准的提高，还得看产业基础。“如果产业基础根本就不行，标准修订了也白费力气，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比如说枸杞，全中国的枸杞都按460种农药——出口欧洲的最严格的标准去查，可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枸杞不合格，种枸杞的人怎么办？”

而饮片标准化，最终是一个需求问题。中药饮片的需求市场有两大块，一是中成药药厂，二是医院、医馆用的中药饮片。

市场暂未形成优质优价的一个土壤。一位主做高端饮片的人士指出，“高质量饮片就能卖上好价钱，这个市场是没有的，并不是老百姓不需要，而是买单的人实际上是靠政府医保的钱，或者靠药厂去采购原料，这导致质量标准就很难一下子提起来。”

目前能用上高质量饮片的以自费的中医馆为主，这一消费人群自愿为高标准的药材买单。对于中医院里的饮片而言，在控费的大背景下，医保能否承受因饮片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此外，药材原料因标准提升而带来的价格提升，也将令中成药面临成本挑战。

这必然有一个过程。王奇说，“中国现在做电子产品，做5G，一点都不必国外差，很多领域超过国外了，但中药行业还处于阵痛期。”

药材行业是高度分散的行业，2000多家企业，瓜分2000多个亿的饮片市场。相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起点比较低。但整体在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前进。

日本从源头在药材标准上的投入，已证明了回报巨大。根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的统计数据，日本汉方药（即中药）市场规模约为2000亿日元（约133亿人民币），在日本的药品市场中大概占2%，日本已成为目前除中国外最大的中药生产国与消费国。

很多中国游客到日本也会去买汉方药。王奇说，“去日本买汉方药的人很多，未来慢慢的，中国有比日本还要好的汉方药，自然我们就不出去买了。但这个过程，一定是要靠一群企业，一点点把它做出来的。”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