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今年七十过五，国医大师里的“年轻人”。

　　他力主行医不能只看人的病，更要看病的人，把辨体、辨病、辨证结合起来。

　　他说，中医要被认可，要靠疗效，要靠原创的理论体系。他开创中医体质学，用体质辨识助医生治病，帮普通人读懂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他主张中医走出去，要以充分的解释力为前提。为此，他积极接触现代医学，与基因学专家合作，寻找基因与体质之间的互通桥梁。

　　一个中年汉子坐在了王琦的对面。

　　脸色青黑，但已泛着微微的血色。年前他从江苏赶来找到王琦时，虚弱得几乎不能走路。现在，已经能稳稳端起一盆水。

　　今天，他来复诊。

　　跟诊的学生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放到了王琦面前，初诊的病历、药方，还有服药之后的效果，在屏幕上一页页划过。一边看，一边想，王琦开始写方。

　　75岁的王琦，瞧病已经离不开手机。

　　来找他的患者多，外地又占大头，初诊开了方子，复诊来回折腾，路上很受罪。

　　老爷子想到了手机，不光自己存了很多病人的信息，也让学生跟患者加微信，一对一追踪病情，方子如果吃着好，就在当地抓药继续吃；非要来复诊的，也让学生提前把病情、药方、药效理清，提高看病的效率。

　　王琦，第二届国医大师，江苏高邮人，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常常对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讲，不要着急，我们会帮你想办法。“这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中医的责任。”

　　“是看病的人，还是看人的病？”

　　中医如何被认可？王琦一直在想路子。

　　首先得讲疗效。“如果病都治不好，那人家肯定会说中医不行。”王琦说，“疗效就是硬道理、疗效就是话语权、疗效就是贡献度。”而要实现愈人之病，在王琦看来，不能只看病，更要看人。

　　“我们行医，是看病的人，还是看人的病？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丢掉了病背后的人，这是不行的。”王琦说。从人体的综合视角入手，他致力于改变中医的思维方式，采用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模式进行治疗，并倡导“主病主方论”，以此论述62种疑难病的诊疗。

　　能治好病就够了么？王琦觉得未必，中医要被国内外认可，首先当然基于临床疗效，但这只是“术”的范畴，还要上升到“道”的层面，必须形成自己原创的理论体系。

　　王琦仍把目光聚焦在人的身上。

　　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逐步开创中医体质学，以2万多例的流行病调查数据为依据，把人的体质分为9种类型，根据不同体质的差异，进行个体化的诊疗和医学干预，并将其确立为中医理论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教育部批准高校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比如，治疗过敏，若从过敏源入手，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难以完全切断。王琦从人的体质入手，提出“过敏体质”的概念，以此用药物来改善偏颇体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体质辨识不仅能帮助医生治病，更能帮助普通人防病，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王琦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评价中医体质类型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通过这个量表列出的个人健康量化标准，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从而改变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实现自主自助式的健康管理。

　　“告诉老百姓，我是什么体质、我应该怎么管理身体，才能达到少生病的目的，这也是对中医治未病的一个重要贡献。”王琦说。

　　目前，中医体质辨识法已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这是中医药首次进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中医的理论怎样才能被国外接受？“中医要走出去，得有充分的解释力。”王琦说。为了完善学说的理论体系，王琦积极接触现代医学，与基因学专家合作，寻找基因与体质之间的互通桥梁。

　　“体质之间有什么差异？咱就得从基因说差异，这样西医就能接受。我们治病跟他们不同在哪？他们从病的基因入手，我们从人的基因入手。”王琦说。

　　王琦认为，变，是最大的不变。一次演讲，他为台下的一群基因学专家播放了两分钟的曲子《茉莉花》。“《茉莉花》原本是民间传唱的一首小调。而现在，全世界有各种版本的《茉莉花》。当《茉莉花》变成小提琴曲、钢琴曲的时候，《茉莉花》没变，但它的表达形式变了，传播得就广了。”王琦说，中医也是一样，“光讲传统沉淀、历史辉煌是不行的，中医回归经典只是第一步，经典还需要重生、延伸。我们不应该只回顾历史，我们的责任更在于改写历史，写下新的历史。”

　　“如果治不好病人，我会很惭愧”

　　行医50年，如今年过古稀，王琦仍坚持出诊。每周3次，每次5个小时以上，最多要瞧30个病人。背不弯、腰不塌，为了少上厕所，喝水只是抿一下。

　　“给每个病人多争取点时间。”王琦说，“尤其一些疑难杂症，更要问得细一些。”

　　王琦经常遇到棘手病例。有个病人拖着个大箱子来看病，箱子里是几床被子。他怕冷，一冷就要捂上被子。

　　对待这样的病人，王琦总是很谨慎：“我没法当场拿出好的办法，我会跟他说，你得让我回去想一想，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他常常跟着病人一起着急，周末也待在办公室，查病理、找资料。

　　“看病这事，不是因为你是大师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很多时候我都得反思，得查文献，得看看是不是还有人比我开的方子更好。”王琦说，“如果治不好病人，我会很惭愧。”

　　除了尽心治病，医患间的关系更要清清白白，王琦一样都不想马虎。

　　“老老实实当医生，不难，难的是治好病人。病人那么痛苦，我再去多收人家钱，我良心上过得去吗？”王琦说。

　　有一次，一个病人偷偷在脉枕下塞了一叠钱，被他发现了，他让对方把钱拿回去。过了几天，病人送来一盒当地的酱菜，说是土产，不值钱，就当个心意。王琦没多想，留下了。可回家打开一看，先前的那叠钱被包好躺在盒子里。

　　再想退，人早走了。咋办？对，病历！他跟学生一起找，翻出病历，找到电话号码和地址，把钱寄了回去。

　　“不抱善念，肯定看不好病”

　　王琦在带学生上，没少动脑子。

　　每年春节后王琦都会与弟子们聚会，今年老爷子定的主题是“真善美”。“人心向善、人心向学是王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善是放在第一位的。”学生孙鹏程说。

　　王琦总是说，他首先是一名医生，其次才是一个学者。“如果你只搞科研，那就一意求真、一心向学就足够了。但你作为一个医生，不抱善念、没有怜悯之心，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病人的诉求，那你肯定看不好病。”

　　王琦自1980年开始带学生，先后培养出学术继承人9人，博士后14人，博士、硕士104人。

　　传承不光在“言传”，更在“身教”。一天五六个小时的坐诊下来，王琦感到特别疲劳。这时候有的学生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上前告诉老师有几个病人的方子没开。他说：“你做得对，你这是医生的心肠。”

　　如果说医者仁心更多源自传统，那么在传承形式的探索上，王琦一直是个“潮人”。“中医不能光啃经典，如果不在当代与时俱进，保持勤进的状态，是不行的。”王琦说。

　　他的徒弟和学生们被戏称为“王家军”。每天早上“王家军”都会进行晨读，朗读背诵《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而他的研究团队和学生中都有外国人的身影。

　　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王琦盘算：在中文晨读之后，让一名美国留学生带领大家进行英语晨读。那阵子，中国学生们知道了不少中医用语的英文表述，跟外国学生的交流也多了。

　　最近，王琦对人工智能很有兴趣。能不能在中医传承上借上一把力？中医的传承往往是一对一、手把手地教。让老中医的经验能够被复制，能够让更大范围的人学到，这就难了。人工智能是不是解开难题的一种尝试呢？王琦跟学术继承人倪诚提出了这个想法。

　　倪诚接下了这个任务，成立了互联网传承工作室，把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传播给基层中医人员。“现在我们在努力依托老师的临床经验，研发和完善中医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希望能够惠及更多基层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