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代表之一、北宋文学家苏轼，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热心医事。在其几次被贬南方期间，多遇时疫，他凭借着丰富的防疫经验和有效的治疫措施，屡救万民于危难之中。如疫前积极推广药方，注重饮水卫生，防患于未然；疫时将亲历所见如实上报，请求朝廷援助，同时设置病坊开展自救，并借助僧人力量筹集募捐协助抗疫；疫后恳请朝廷蠲免赋税，恢复民生，并请求问责治疫不力者，整肃官风。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医之前跟随许白云学习程朱理学，也打下了深厚的儒医烙印。他的传世著作《丹溪心法》序言中，也有“上可以辅圣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见儒者仁民之效，而医不失职矣”的描述，为国为家的初心可见一斑。

明清温病医家 医之大者 为民为国

明清时期是中医古代抗疫的第三次高峰。这一时期的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全世界流行。清朝近300年的历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瘟疫博弈。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这一时期，温病学理论与临证经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江苏医家吴又可结合抗疫感悟写下《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并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重在预防。看过电影《大明劫》的观众，对吴又可的故事更不会陌生。明朝末年，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吴又可胸怀家国，临危受命，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大胆地对《伤寒论》提出质疑，运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创出新的治疫方法，挽救数万明军将士。

清代江苏名医叶天士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高致病流行性传染病。由叶天士口述、其弟子顾景文执笔著录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及论治纲领，成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叶天士不但医道高明，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他经常无私地救助贫困患者，留下“插柳治病”等佳话。叶天士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为医最高境界而深受世人景仰。

清代与叶天士并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另外三位医家——吴鞠通、薛雪、王孟英，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四位大家的另一共同之处是兼具深厚的家国情怀，无愧苍生大医也。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吴鞠通因抗疫有功而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温病条辨》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对温病学体系贡献很大。吴鞠通一生钻研医学，救世于民，还乡后还在西坝杨家码头开了“问心堂”药铺，坐堂济世。薛雪经常无偿为患者分发药物，直到耄耋之年还常出诊，一方面说明患者信任他、需要他，另一方面是他以治病救人为乐，对他而言，有病不治，于心为不忍，于情为痛苦。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时任婺州盐务总管周光远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中西医协同攻关、优势互补，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彰显了“中国智慧”。在第四个医师节到来之际，希望所有中医人继续弘扬抗疫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护佑华夏儿女安康！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