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气血等中医理论的内涵能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吗？应以什么方式阐释中医理论内涵？中医理论能走出国门吗？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王琦院士。

从哲学层面将中医理论向世界阐释清楚

记者：阴阳、五行、气血等中医理论的内涵能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吗？

王琦：中医理论一定能说明白、讲清楚。因为中医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哲学的智慧，而哲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全世界都是相通的。比如，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阴阳、五行，直接音译给外国人，他们当然不明白；如果把阴阳解释成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把五行解释成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阐明其中包含着关系论、系统论的思想，那么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听懂。20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科学家研究的领域就是复杂系统。作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他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这种系统思维，与中国哲学蕴含的道理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哲学思维也深受世界认可，我国传统哲学著作《道德经》被翻译成500多个版本在全球广泛传播就是例证。所以，在哲学层面，中医理论可以被世界所理解，也可以与现代科学对话。

中医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用隐喻，比如培土生金、提壶揭盖等理论概念都是隐喻，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隐喻作为20世纪认知科学的三大重要议题之一，可通过直觉类比把复杂的科学问题变得简单。比如，金、木、水、火、土就是抽象出来的五种符号，用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可以把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简单、清晰地描述出来。一位久咳不止的患者，同时具有口吐白痰、舌淡苔白、食欲不振等症状，就预示着他的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可能都发生了病变，以细胞、组织等微观视角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中医理论则从现象入手分析病情，以五行生克关系描述病情，提出的治疗思路是培土生金，土指脾，金指肺，一个隐喻把通过调脾治疗咳嗽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这就起到了执简驭繁的效果，这是中华文化的智慧。实际上，西方文化讲复杂道理时，也用隐喻，比如蝴蝶效应、沙堆效应等都是隐喻的手法。所以，从方法论层面看，东西方文化讲道理的方式是相通的，中医理论中随处可见的生动隐喻不是不科学，而是充满了智慧的、先进的思想。

我们要认识到，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源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认知路径，它们之间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都是探索人体健康奥秘的大学问。就如芭蕾舞和京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各自的评价标准，但从人类对艺术的审美视角看，二者一定可以通过交流对话实现自我提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天下大同之道。所以，站在哲学层面，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对话也一定能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与进步。

引用现代科学阐释“九种体质”学说

记者：以体质研究为例，请您谈谈如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内涵？

王琦：我研究体质最初是从深挖中医经典文献入手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二十五人”就是中医对体质分类最原始的认知，《景岳全书》等很多中医经典都提到了体质分类的思想。我认为要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内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研中医经典，对中医理论建立正确、深入的理解，这也是传承中医的第一要务。

在查阅了大量中医经典文献之后，我尝试以体质为中心构架提出一个可以指导临床的新理论学说，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体质怎么分类，经典文献中有各种分法，但针对现代社会需求，体质分类应遵循怎样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借助了现代科学方法，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将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湿热质、特禀质九种体质。

在体质可分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研究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这两个核心问题。在研究中，我一直秉持开放心态，主张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从整体、活体、动态、多维度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现象，从个体生理、心理、环境、生物体宏观层次，到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网络生物体微观层次的系统综合，为不同体质类型提供了三大证据，即体质表型的遗传证据、生物生理特征证据、不同体质与疾病风险证据。

在科研实践中，我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比如通过蛋白组、基因组、代谢组研究发现，痰湿体质的人在表观上具有体型肥胖、腹部肥大、油脂分泌过多等特征，而表征背后，则有血管内皮异常、炎症高表达、糖脂代谢异常、具有代谢紊乱潜在风险等生物学基础。这就把“痰湿”这一中医理论概念说明白、讲清楚了，让传统中医理论概念拥有了新的科学内涵，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是不是就是“中医西化”呢？实践证明，只要坚守中医理论内核，任何技术手段都可以被拿来研究中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原本就有着兼容并蓄的特质，它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也兼容了各时期、各民族、各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思想来实现自身发展。在当今社会，现代科学当然也可以被中医学所用，成为阐释中医理论内涵、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阐明中医理论保障中医药疗效优势

记者：阐明中医理论内涵对于临床实践有什么意义？

王琦：中医学是道与术相结合的学问，道就是中医理论，术就是治病的技术方法，以道驭术即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所以阐明中医理论是保障和提升临床实践水平的重要前提。

首先，阐明中医理论才能完整地传承中医原创思维，保证中医临床诊疗效果。中医看病与西医不同，西医受还原论指导，以微观的视角分析疾病状态；而中医是以整体视角观察人体，从症状入手分析疾病，执简驭繁且疗效显著。比如，面对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从症状入手分析病情，通过辨证论治，迅速以一整套治疗方案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在抗疫实践中，如果没有寒湿疫、湿毒疫、扶正祛邪等中医理论思维指导，处方用药便没有了方向，更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绩。事实证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必须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我们阐明中医理论，可促进理论中蕴含的中医原创思维优势进一步彰显，从而保证临床疗效显著。当然，为阐释理论及疗效，可从调节免疫、抑制炎症风暴、改变病毒环境、修复病理损伤等各方面入手。

其次，阐明中医理论，可在继承古人原创思维的基础上求创新，使中医临床诊疗模式得以优化。比如，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髓，体质思想在《黄帝内经》中也早有记载，辨病又是从古至今都用的诊疗思路，但是传统中医理论并没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我经过多年研究，建立了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实际上就是在阐明传统中医理论内涵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一个患者来看病，我们通过辨体-辨病-辨证确定，他是阳虚体质、糖尿病、阴阳两虚证，从这三个维度，我们对患者的疾病状态有了更全面的认知，遣方用药也会更加精准，临床疗效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医药新话语体系

记者：中医理论能走出国门吗？中医药国际化之路应怎么走？

王琦：中医之振兴必求学术之振兴，学术之振兴必求理论之振兴。中医理论必须走出国门，才能使中医学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振兴发展。

目前，我研究的中医体质学理论在国际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医体质学》被翻译为日、韩、英3种语言多次出版发行；《中医体质量表》也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我先后50次赴美、英、俄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关于中医药“一带一路”主题的演讲。这些成绩说明，中医理论有能力走出国门，与国际对话。

当然，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比如文化壁垒、政策壁垒等。我认为要加速中医药国际化进程，要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要靠实际疗效，更要靠文化认同，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要上升到哲学层次，中医哲学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必将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开拓道路。

其次，要打造一套融通中外、适于国际传播的新话语体系。在哲学层面，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在理念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是可以对话的，但在对话过程中，也需要翻译和转化，比如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符号就需要特殊说明，外国人才能听懂。目前，学术交流中可以尝试将中医理论中的某些概念解释成协调关系、动态平衡等。但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下，中医理论概念也会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我们要找到适合当地本土特色的传播方式。如同江苏民歌《茉莉花》在乡间传唱时充满了自然乡土气息之美，而要走上以钢琴、小提琴为伴奏的音乐舞台时，也要在保留民歌内涵的前提下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要提炼出一套适于全世界传播的中医药话语体系新标准。这套新标准必须既保证中医理论内涵，又能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这是时代赋予中医药行业的艰巨任务，需要当代中医人在中医药理论研究、科研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多方探索、持续发力。探索的过程会非常艰难，但大家应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推动中医学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应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