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新冠肺炎的流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疫情面前，一方面我们要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情况，积极参与当代防疫抗疫实践；另一方面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前人智慧，提高抗疫本领。在此，不由得想起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对传染病的相关论述。

对待病原微生物要共处而不相害

中国古代曾经历过多次传染病大流行。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记录了东汉建安年间疫疠流行，互相传染，村户蔓延，十室九空的惨状。“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张仲景语）。古人推测那是邪风之气（张仲景）、恶毒异气（王履）、瘴岚之气、时疫戾气。伤寒学派、温病学派对此作了长期寻索。明末吴又可在《温疫论》书中明确提出，“夫温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但感而不见，视而无形。

待到近代光学仪器发明，人们冲破目力所及，发现了微观世界。“百余年前，巴斯德、柯霍等在显微镜下看见了各种病原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体等，结合临床检验，终于弄清楚微生物致病原因。陆广莘说：“20世纪30年代发现磺胺以来，人类不断发现并生产了大量抗菌素（即抗生素，下同）。这些抗菌素以其显著的对抗传染病病因的效果，在医学舞台上辉煌了一段时间”（引自陆广莘著《中医学之道》，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从而大大提振了治疗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信心。

防治传染病，一般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消灭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径；三是提高人群免疫力。其中消灭传染源有两个含义：一是治愈患者，不让病势扩散；二是消灭该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比如某种细菌或病毒。消灭传染源是人类的主观愿望，但极难实现。在自然界，病毒存在的因素很多，病毒种类和数量巨大。病毒本身可能处在自生自灭、不断变异的过程中，但要主动将其消灭是十分困难的。

在医学史上，由人类主动消灭的传染源是天花病毒，那是用种牛痘的办法实现的。陆广莘说，“天花的消灭，并不是消灭病毒的结果，而是依靠人体完全的免疫反应以及群体人工免疫的结果。中医治疗，重在提高免疫和屏障功能”。这是因为，“单细胞生命已有35亿年历史，经过25亿年历史进化才有了多细胞生命。人类只有300万年，人类是在生命进化的整个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要摆正人的整体与部分、人与病的关系。不顾人的整体，孤立地注意局部性病因、病理、病位，这是近代第一次卫生革命的观念，与其对应的治疗原理和药物，都很快失灵”。于是，他提出“生命的生态共演论”。“21世纪的医学，要从生物医学疾病模型的教条统治下解放出来，从生物医学模式前进到人类医学模式，从疾病医学模型上升到健康医学模型，从对抗医学方法前进到生态医学方法，从追求化学层次物质基础的医药观，上升到为人的主体开放自组演化调节的医药观”。“中医的文化观念是‘赞天地之化育’，参加、赞赏这宇宙之间生生不息的万物。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强调生态，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前者是生态和谐，后者是生态共演。你活，让细菌病毒也得活……只能跟它们和平共处。”

从大概率讲，人类要消灭病毒，是不可能的。纵然消灭了这个病毒，接下来还有那个病毒。“20世纪下半叶，感染性疾病已由病毒性感染和自体性感染占主要地位，而耐药菌株卷土重来，多元抗药导致有效药物的加速淘汰，抗生性化疗进一步加速病原变异，创造出更多新的病原和新的病种。”当前新冠肺炎病毒的不断变异，人们对变异病毒的跟踪精疲力竭，对新病毒的层出不穷茫然无知，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结中医对病原微生物的态度，重点不在于“努力找病，除恶务尽”，而注意消除其滋生存在的条件，特别是观察天时地理的变化，疫疠当前，勇于面对；“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力求做到并育而互依存，共处而不相害。

中医辨证论治是应对传染病普遍法则

当一种传染病的流行，西医在积极治疗时，首先想到的是特异性免疫，寻找一劳永逸的预防疫苗。但中医没有疫苗，中医考虑的是提高人体正气。

陆广莘认为“有机生命体是一个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织演化调节的目标动力系统”，中医学是“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这生生之道，其核心是依靠人的主体功能即人的正气，重视人的自组织、自演化、自调节能力和自愈能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体表面接触微生物何止亿万，或‘卒然遭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这种正气，“是人的健康动力，是人的自稳调节”，是人的全面的精气神，是人体内在的底气和精神面貌，很大程度上是指人体的免疫功能。

1987年，陆广莘奉命赴坦桑尼亚参加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坦方首席专家问：中国有艾滋病吗？你们见过艾滋病吗？你们做过中药抗艾滋病的实验吗？这是三个很关键的问题。陆广莘从容回答：“中国只发现一例外籍病例，很快死亡，我们小组没有见过艾滋病。但中医不单纯是经验医学，而且是一门理论医学。按照一般对经验医学的理解，过去经历过的就有经验，而理论医学可以应付新出现的病。艾滋病无疑是病毒感染，但病毒性疾病是否只有抗病毒治疗是唯一的或者是最佳方案，不见得！我们现在和过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不必须依靠抗病毒治疗。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病有经验，在治疗艾滋病上可以借鉴。”后来，“21世纪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来了，全球病理学家还说不清楚病原体的时候，广东中医却治好了SARS”。陆广莘说，“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其实就是‘不认识病，能治好病’”。由此可见，对于抗病毒治疗而言，中医不单是另辟蹊径，而是提供更广阔的途径。中医辨证论治是一种应对传染病的普遍法则，治疗艾滋病可以借鉴，治疗SARS可以借鉴，治疗新冠肺炎可以借鉴，治疗其他病毒性疾病同样可以借鉴。

1953年，陆广莘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即前苏联达维多夫斯基的《传染病病理学》。作者在书中说，“传染病病理学的发展，不在于去发现更多的病原体，而是就已知的、甚至更少的病原体，生命有机体对它的典型性反应”。当时，陆广莘是北京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学生。他对这段话一直牢记在心，反复引用。因为传染病的病原体，可以成千上万，可以变异无穷。它感染人类的疾病，也多种多样。但生命有机体对它的反应，特别是典型反应，是一变应万变的规则。弄清楚这个机制，将是医学研究的质的飞跃。

正气即人维持自稳态的调节能力

中医的正气看不见摸不到，却是人人心中所有，生活处处都是。提高正气的办法，包括养生、预防、强身健体、养精守神、问上工、治未病等。对此，中医和西医都有相似的建议，就是充分睡眠、加强营养、适当运动、提振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21世纪教育的宗旨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培养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第二句话，帮助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陆广莘对此非常赞赏。

如何提高正气？中医没有灵丹妙药，没有锦囊妙计。中医只有目标，没有指标；只有思路，没有线路。有好多补益药，有许多预防方，但都需要辨证而用，择善而从。这是中医的特点，也是医学的不完善所决定的。医学无法回答生命的一切难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陆广莘晚年抨击疾病医学，反对把医学等同于物质科学，竭力提倡人体生命科学，就是因为他看到生命的复杂性和医学的深邃性。50年前，医学家认为阑尾是无用的，扁桃体是无用的，都是人类进化不完善的遗物，切除阑尾、割除扁桃体成为时尚。后来知道它们是免疫器官的一部分。40年前，妇产科放任剖宫产，宣传剖宫产的好处，后来又重申自然分娩的优越性。30年前，医学家对胃溃疡相当无奈，外科手术室不知全切和半切了多少个胃，后来知道是幽门螺杆菌作祟。自以为是，以科学为名，急于回答问题而获取利益者，多为谬误。陆广莘认为，“正气是指维持自稳态的调节能力，简称自稳调节。最具体的自稳调节是阴阳自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保持内环境稳定以抵抗疾病，胜于直接治疗疾病”。因此，“‘治病之道，顺而已矣’。扶‘正祛邪’，最后归结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这就是以通致和，以和致中的治则”。所以，提高正气，就是要保证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气机条达，中和致平。“对内实现稳态，对外实现适应”。“中医医人，人的心态，人的稳态，是中医服务对象”。如何提高人的正气，我们已经摸到了它的边缘。

这里，陆广莘实际强调的，是中医思维。中医思维比具体措施重要得多。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天人相应。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天人相应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应该尊重、敬畏、顺应自然，不能因为科学发展了，就觉得人定胜天。另一方面，人类又不能躲到温室里去生活，还得经历狂风暴雨的考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自然免疫的选择。

其次，必须认识医疗的功能和医学的局限。陆广莘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责任，但医生不能贪天之功。疾病的康复和痊愈，主要靠患者自身的自愈能力。医生的任务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其固有的自愈能力，帮助患者战胜疾病，恢复健康，而非让人长生不老或包治一切疾病，这不现实。

再其次，必须落实“中西医并重”政策，让中医有更多参与传染病预防、管理和急症治疗的机会。过去对传染病，基本上是群防群治，中医、西医各显神通。现在管理比较严格，制度比较分明，现代医学“当家”的局面不易改变。但科学实践，统得过紧，不注意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

总之，承认正气，发扬正气，允许正气发扬，是发扬正气的前提条件。陆广莘中医出身，西医科班，属于中西汇通人物。他对中医的坚持，令西医刮目相看；他对西医的认知，令中医望尘莫及。他认为提高人的正气，是保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根本。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醒世恒言。历史的长河奔腾不绝，人类的进化无有止境。病毒将继续纠缠人类，医学将更加维护生命。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生态自然、阴阳平衡，人类和谐、社会和平，则天长地久，五谷丰登，百鸟和鸣，人寿年增。（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