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古训学用经典

在于精读中医经典名著，如《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内经》为中医理论之渊薮，不读《内经》则不足以明中医基本理论，不能登中医之广宇大厦。正如唐代王冰所云：“然欲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伤寒论》《金匮要略》集中医古代诊疗之大成。《神农本草经》则述药性之用及配伍之宜。如是则理法方药俱备，而构成中医固有之理论体系。然而，中医经典著作文简义博、理奥趣深，切不可浅尝辄止，须刻苦精读，明其理义。若理解不深不透，则往往有“似曾相识”之弊，更难学以致用。只有熟读心悟，始能明书中奥旨，领悟精义，方可指导实践，分析病证，进而辨证施治。如《内经》谓：“阳加于阴，谓之汗；阴虚阳博，谓之崩。”前者汗证之病机，由阳亢阴虚所致，可用泻火滋阴敛汗之方治之；后者崩漏之病机，由阴虚火旺所致，可用养阴清热固经之方治之。可见其经文对临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再如，笔者临证见中毒性菌痢患儿之“热深厥深”，立即联想到《伤寒论》“厥应下之”之明训，而用承气汤治之；见肠梗阻病，腹绞痛而大便秘结，立即联想到《金匮要略》有谓：“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又如《神农本草经》谓当归“主咳逆上气”，《名医别录》谓贝母治“咳嗽上气”，并联想到苦参能清热解毒，故将当归贝母苦参丸（汤）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证属痰热蕴肺、肺气上逆者。所谓熟读深思，其义自知，临证时则如源头活水，左右逢源。笔者用调中升降法治疗胃黏膜脱垂症、胃扭转、不全性幽门梗阻、胃下垂、十二指肠壅积症等脾胃病，即师李东垣调补脾胃之法。

博采众长参合各家

即采纳古今诸名家，如金元四大家、清代温病学家及现代名家学说、诊疗经验，以促进、提高自身中医理论水平，丰富临证诊治方法，以提高疗效。如李东垣之调理脾胃，张景岳之调补肾阴肾阳，傅青主之妇科诊疗，叶天士、吴鞠通之温病辨治，王清任之活血化瘀等，均为可师可法者。笔者用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后遗症、小儿麻痹症、颈椎病、脑动脉硬化症、糖尿病并发神经病变，悉师法于王清任之活血祛瘀法。及至现代，中医名家辈出，学说林立，气象万千，异彩纷呈。例如，笔者的老师岳美中先生，对经方的研究、应用，可谓出神入化；任应秋、方药中两位老师，对于经典著作的阐发亦有俾学用；国医大师邓铁涛精于诊法，倡导望闻问切查五诊。这些前辈均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值得我们师法、传承。参合各家，亦须注意效方之收集应用。如岳美中之固本丸可控制慢性支气管炎之发作，朱良春之定喘散可控制哮喘发作，均为临证常用方。

临证实践躬身践行

《墨子》云：“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盖读书为知为学，而临证为践为行，学和行为辩证关系。无学则难以践行；无践行则难以检验其所学。正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南齐《褚氏遗书》有云：“多诊识脉，屡用达药。”妙哉斯言！不多诊，焉能识脉；不多用，焉能达药。诚如南宋诗人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少年时，随先翁照棠先生学医，先是边读书边临证，进而“昼日临床夜读书”，即边临证边读书。临证时，注意观察疗效、总结经验。笔者临证生涯首位接诊的患者，为患破伤风口噤的李姓青年女性，笔者使用《医宗金鉴》摄风散（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其治疗，患者服药后口噤即开，旋即可以咀嚼进食。其后观察用加味葛根黄芩黄连汤、加味金刚丸治疗小儿麻痹症，用清上蠲痛汤治诸般头痛（血管神经性痛、上颌窦炎、三叉神经痛等头痛），皆屡试不爽。对中医理论亦常体验其指导意义。如孙思邈《千金方》谓：“阳虚者，阴必走。”笔者以理中汤加味治疗脾阳虚不能摄血所致斑疹、吐衄、便血，用之果获效验，足见其理论对临证富有指导意义。因此，笔者认为不临证无以论理论之价值，不实践无以论方药之疗效。

接纳新知锐意创新

指接纳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新知识与现代中医学科研成果，为我所用。孔子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笔者临证体会到，中医辨病辨证，常须参考现代理化检查结果；中医遣方用药，亦常参考现代病理药理之所得。中医科研总结，亦常借助于现代科研思路、科研方法、科研手段，来研究中医、认识中医。因此认为，接纳新知，锐意创新，有利于触发创新思维，有利于创新中医理论，有利于启发诊疗思路，有利于丰富治疗内容，提高疗效。

由上可见，有志青年中医，倘能自觉重视医德，不断提高素质，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业上下一番功夫，从源到流学好中医，切实掌握“四大要素”，则不难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良医。

同时，还须提高思想认识，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中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及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笔者认为，其一，应在继承好中医的基础上，搞好创新发展；其二，对西医不排斥，其科研方法、检测手段应为我所用，以利于传承、发展中医。（张德超  江苏省高邮市中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