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煌先生为我校教授,江苏省名中医。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医各家学说,尤精于经方医学。先生在学术上硕果累累,所著《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医案助读》等影响深远,并风靡海外。现就先生学术上主要思想作一概括整理,与同道共享。

1　关于行医———做疾医,做上工,做临床家

黄教授认为,医生是高尚职业,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因此,要么不做医生,要做就做个名医,而不是庸医。做名医,除了要有高尚的医德外,更要在医术上精益求精,永不满足。除了吸收传统医学精华外,还要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他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曾说过:科学无国界,治病在疗效。基于此他提出中医临床应当遵循“诊断要现代的,用药是天然的,服务是社区的,观念是整体的”这一原则。先生还把中医界划分为四大类人,一类为文化型,一类为江湖型,一类是商贾型,一类为学者型。他推崇学者型中医,呼吁更多的人做学者型中医。对江湖型中医则深恶痛绝,认为正是这些人把中医搞得乌烟瘴气。“祖传秘方”及虚假广告,到处蛊惑视听,严重损害中医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必须大力讨伐。在历代的临床家中,先生最推崇经方家。诸如范文虎、曹颖甫、舒驰远、陈修园等,并认为他们是中医临床的中流砥柱,其学术经验值得继承。为此他专门就经方家的学术思想作了如“经方家的医学”、“经方家的魅力”等专题讲座。

2　关于仲景学说———方证相应是仲景学说的精华

仲景学说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是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典范,仲景方被誉为后世方书之祖。黄教授潜心研究仲景学说多年,认为仲景学说是中医学的精华,而方证相应则又是仲景学说的精华,是重中之重。他倡导方证辨证,认为中医学的辨证方法虽然很多,但不论是六经辨证、病因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还是后世占主流的脏腑经络辨证,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具体方药上来。毕竟作为临床医生,面对病人最终开出的还是“方”,把方与证紧密结合,形影不离,研究方证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必然联系,这是方证辨证研究任务所在。他把桂枝汤比作箭,把桂枝汤证比作箭靶,有桂枝汤证而不用桂枝汤,则非其正治;而用桂枝汤却无桂枝汤证,则又是无的放矢,只有二者相结合才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他认为临床用方要寻必见证,治疗要选必用方,必见证+必用方=必效。方证辨证始创于仲景,观仲景方不难发现,方与证相应者服用后每每一剂知,二剂已。经方大师胡希恕曾说过“方证是八纲六经辨证的继续,亦是辨证的尖端”[1]。先生很推崇这一观点。偏离方证辨证,研究仲景学术则极易流向误区,这是方向所在。

3　关于体质辨证———着眼于病的人,而非人的病

黄教授临床很重视体质辨证,他探求病人的体质与用药之间的关系,发现某些体质的出现与用药有明显的联系,即用该药时出现的某种体质表现多于其他体质。在此基础上,为了便于理解与研究,他提出了“柴胡体质”、“黄芪体质”、“桂枝体质”等概念。另外,对于临床某些特异性体质与用药关系,他又提出了诸如“柴胡带”、“大黄舌”、“附子脉”、“芍药足”等作为体质辨证的重要补充。这些内容多体现在《中医十大类方》一书中。黄教授通过中医与西医的比较得出“西医治人的病,而中医治病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着眼于人,即首先把病人作为一个人来看待,然后再从患病的角度去认识。只注重病名与患病部位,那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不足为取。既然着眼于具体的人,那么病人的临床表现除了症状以外,肤色、舌、脉、腹诊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临床资料,其价值有时甚至高于症状。其中,病人的精神状态更为重要,如大黄证的精神兴奋,附子证的精神萎靡,这些都是望诊目标所在。他强调“不要在病名上寻找枝叶,要在病人身上探求选方用药的真正依据”。

4　关于辨证精神———多注重是什么,少谈些为什么

黄教授认为辨证要着眼于“是什么”,而少讲些“为什么”。他说,观《伤寒论》、《金匮要略》便可发现,仲景示人方药而不言药理,出脉证却少言病理,只告诉人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对于“为什么”的问题,只要治好了病,怎么解释都可以。而且就解释而言,各家有各家的观点,有时还相互对立,彼此矛盾,在认识上很难达成一致。因此,不妨先将其暂时放一放,少些争论,多些实践。他十分反对所谓的“医者意也”,认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是玄学。他常说仲景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2]这是仲景教给我们宝贵的辨证宗旨,应当牢记在心。是“观”脉证,不是“想”脉证;是随“证”治之,不是随“想”治之。医学是科学,是技术,不是艺术。它不强调个人风格,不强调想象力,不应当存在“想当然,想必是”这些唯心主义色彩。另外,对于象“吃什么来补什么”这些属于民俗文化的东西,作为医生,我们也不应该轻率地相信,当以临床实证为凭。

5　关于学习中医———中医学有很多黑洞,要精鉴确识,择善而从

黄教授通过对各家学说的研究,发现中医学浩瀚的古籍理论中存在许多不实用的玄学。其间有许多书不是临床家所写,有些书也只是古人寻章摘句,随文衍义,加之自我想象而成,纯属闭门造车。这些都给后人学习与研究带来诸多困惑。他把这些对指导临床意义不大、甚至有害的玄学称为中医理论上的“黑洞”。“黑洞”一词本是天文学概念,黄教授借用这一词旨在说明这些理论很容易引起人的兴趣,从而吸引学习者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可最终才发现对提高临床辨治能力毫无增益。皓首穷经,到头来所学皆非,而精力和时间却又被这些玄学吸得一干二净,这不是“黑洞”又是什么?基于此,他强调中医大学生要有精鉴确识的本领,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去择善而从。古人的东西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他说:学术上的继承非同遗产那样什么都要保留,它需要批判,需要扬弃,需要有否定精神与怀疑勇气。

6　关于著书立说———不求其全,但求其真

基于中医学古代文献玄学黑洞的流弊,黄教授严格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他常说“我不求其全,但求其真”。“不求其全”就是在写作内容上不追求“百科全书”、“大全”之类大部头著作。“求全”是一种美好心愿,但“全”也是相对性的,与其为求全而七拼八凑,反不如实在些好。“全”不等于完美,艺术上的完美有时通过不全得以表现,比如断臂的维纳斯。在全与完美这一点上,学术与艺术有时是相通的。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优秀的大部巨著,但多为集体写作,此又当别论。关于“但求其真”,黄教授认为著书立说属“立言”之事,是传播学术之举。因此,一定要求“真”,而且要有自己的东西,否则对他人的危害极大,说假话的学风是万万要不得的。他十分推崇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书虽薄,却方方俱是来自实践,是“不求其全,但求其真”的典范。其实,《中医十大类方》在写作上又何尝不是遵循这一思想呢!方取十类,不求其全,但内容朴素,取材有据,实实在在,毫无虚言玄理。

7　关于中医定位———中医学是一部史,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认识

中医学到底该如何定位?对此,黄教授认为要借助唯物史观来认识,不能割裂历史孤立评论。他常说:中医学是一部史。是的,中医学从她形成开始,迄今已发展几千年了。要想正确地、完整地认识中医,必须把她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在历史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正确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医学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换言之即被打上不同的历史烙印。诸如汉唐医学的朴实,明代医学的玄学化,清代医学的儒学化等等。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在中医学里多少都有所折射。因此,有时也要将中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阶段去认识,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研究中医学要跳出单纯的学术圈子,才能透过其神秘外衣,直视其真正学术价值。

8　关于治学座右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择善而从,随俗而变

和书品一样,先生的人品也非常朴实无华,不尚空谈。当问及他的治学格言时,他说:“我的治学座佑铭是16字方针,‘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择善而从,随俗而变。’”并说:“前两条是继承张仲景的,‘择善而从’则是对医圣的补充,现实中并不是什么古训都要继承的。‘择善’是以能否增强辨治能力,能否提高临床疗效为取舍标准的。至于‘随俗而变’,读一读《扁鹊传》就知道了。”是的,扁鹊的确可算上随俗而变的典范,做医生毕竟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而孤立存在,处于特定时空不随俗而变能行吗?那么何谓随俗而变呢?我的理解是:紧跟时代步伐、适应所处环境而作出的自我调整就是随俗而变。另外,先生还十分强调要有学术个性,提倡自主性、独立性、求异性、主动性、开拓性,并认为这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所在。黄教授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由于笔者学习得不够深入,故只能作以上概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愿同道们能窥斑见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