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煌,男,195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市。1973年开始随江苏省名中医叶秉仁学习中医内科。1982年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研究生班,获医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赴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研修1年。历任南京中医药大学讲师、副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等职。深研中医学经典,擅长运用经方治疗多种病证。著作有《中医临床传统流派》、《医案助读》、《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等。1995年获中国青年联合会、中国中医药学会联合授予的“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称号。

    曹颖甫(1866-1937),名家达,江苏江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经方家。在中医学发展的危难之际,他敢于直言,不随俗流,大力提倡研究重视实证实践的仲景医学。他对医学科学的热爱和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他对于经方应用的大胆实践,坚定地捍卫了中医学术的科学性,在近代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所谓经方,是指中医经典著作——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这些方剂是历代相传的经验方,也称之为古方。曹颖甫先生一生研究经方,运用经方,是一位纯粹的经方家。他为什么要推崇经方呢?第一,为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曹颖甫先生对发展中医学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西医学大量传入我国,中医学面临严峻挑战的年代。金元以来的中医学,忽视实证,偏重哲学推理,以致学术失范芜杂,影响了中医的临床疗效,加上西方科学思潮的冲击,中医学徘徊不前,甚至引起了关系中医存废的轩然大波。如何保存并发展中医学术?这是摆在当时中医界面前的亟须解决的问题。疗效,是中医学术的生命。与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曹颖甫先生从中医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鲜明地提出复兴仲景医学的学术思想。因为仲景方药疗效确实可靠,用仲景方药,“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响”。在经方运用的实践中,曹颖甫先生认识到:经方,这是中医学的立命之本;发展中医学术,离开了经方,那就是空谈。

    在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曹颖甫先生不图名利,不畏流言,不随俗流,以振兴中医学术的责任感,大力倡导仲景方药,表现了一位真正中医学家的胸怀和卓识,同时也受到同道的敬重。他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即影响较大,从游者甚众,许多人后来均以擅用经方大剂出名,时有“曹派”之称,如章次公、丁仲英、姜佐景、王慎轩等均为学生中之佼佼者。第二,为了维护医学科学的良好形象。
   
    近代中医的形象并不高大,许多医生视医术为谋生之术,唯利是图,失却了作为医生灵魂的医疗道德,再加上长期以来积淀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只议药不议病的社会心理,使庸俗的医风、医术流行,破坏了中医学的整体形象。鲁迅先生就曾尖锐的讥讽过那些庸医用配对的蟋蟀、经霜的芦根、破鼓的皮等治疗鼓胀病的所谓医术。那时的中医界出现了所谓的“轻灵派”,所用之药大都是薄荷、牛蒡、桑叶、菊花、木蝴蝶、路路通、丝瓜络、荷叶筋等所谓轻灵之品。这种情况,就如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先生所批判的那样,“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医学是科学,而不是玄学,更不是巫术。用经方,对证则效,不对证则不仅无效相反有害,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含混,是检验一个医生医疗技术的极好标准。故经方为庸医所不容,而真正的中医临床家则必擅用经方。曹颖甫先生经常告诫门人:“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表现了他作为医生的强烈的责任心。他治病从不推诿,从其学生所撰写的小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毋有方而不用,宁不效而受谤。又曰:必求其生而不可得,则死者与我皆无遗憾也”(《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小传》)。

    可见,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曹颖甫先生将个人的名利声誉是置之度外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第三,为了开展经方的科学研究。曹颖甫先生不仅是一位医生,而且有严谨的科研思想。他提倡经方,还因为经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经方组成严谨,只要对证,疗效十分显著,但要用好经方,要求医生必须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科研的意识。

    正如曹颖甫先生所说:“今人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伤寒发微•丁仲英序》。

    他用经方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抓方证。方证是用经方的指征和证据,按此证用此方,必定有效。所以,经方的方证,“并非如一般中医误解之所谓证,更非西医所谓对症疗法之症”(《经方实验录•凡例》),有特有的定义。抓方证,就能治今病,他说“仲师之法,今古咸宜”,就是说用经方不受某方治西医某病的限制,古方可以治今病。

     二是少加减。从曹颖甫先生的医案可见,其处方大都依据仲景原方不变,如果确需加减,也根据仲景用药规律,从不乱为加减。三是重视剂量。每案都有药物剂量,因为疗效与药物用量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过去的医案常常有方而无量,或有法而无方,忽略用量,使读者多有揣测之苦。四是重视验证。他说他记录临床验案,“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书中附以治验,非以自炫,而是作为证据。他的医案,名《经方实验录》,实验,即临床验证的意思。由上可见,曹颖甫先生使用经方的思路符合近代严格的逻辑思维,与以往“医者意也”的用药思想是有所区别的。第四,为了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曹颖甫先生在上海期间,常在慈善机构进行诊疗活动,所治的病人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群众,如工人、平民、裁缝、小商贩等。使用经方,相当经济,因为经方所用的药物都是一般常用药,并不贵重,再加其用药配伍严谨,药味少而精,所以药价便宜,病人能接受。而且经方疗效好,一般1剂知,2剂已,不需要长期服药。所以,总的治疗费用是较低的,平民百姓能承受得起。综上所述,曹颖甫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贴近大众,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学者型的中医。推广经方,是他一生的事业,也是他医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对后世医学的贡献之处。

     研究曹颖甫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今振兴中医的大业。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中医队伍不断壮大,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得到发扬,中医院作为中医临床阵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要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在如何发挥简便验廉的优势上又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对中医临床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时候,学习曹颖甫先生的学术思想,提出推广使用经方,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学习和运用经方,可以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可以大大提高中医队伍的素质。目前中医队伍的中医水平下降,是一个事实。在处方用药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医思路的制约,或者随心所欲,用药毫无把握,处方缺少法度和依据,辨证论治趋向庸俗化。这样发展下去,中医将缺乏赖以发展和生存的基础,中医药或者成为西医西药的装饰,或者一部分中医将演变为靠“拿人术”为生的庸医。这将大大影响中医现代化的进程。

    经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方证药证,是辨证论治的要素。从方药入手,打好基本功,才可以登堂入室,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其次,学习和运用经方,可以促进临床科研工作的开展,并形成许多新的制剂。经方久经临床考验,是中医科研最佳的材料,而且结构严谨,药物不多,便于总结,便于观察,稍加研究,就可以成为临床实用的制剂。更重要的是,使用经方可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这么说,在中医学中,经方是最容易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第三,推广使用经方,可以减轻病员的负担,有利于医疗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方大多数为小方,组成精简,费用低廉,广大病员承受得起,社会保障制度承受得起。减少浪费,何乐而不为?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明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

     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其母洞泄,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他还亲身尝试了白虎桂枝汤治愈温疟的疗效。由于在临床上反复验证,使他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药不瞑眩,厥疾勿瘳”,使用经方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也不必害怕。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准确,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存在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不正确的。

    总之,提倡经方,不仅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医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学术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这样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曹颖甫先生的历史功绩及其学术思想对当今临床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