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恶湿”之说，源出于《素问·宣明五气论》，张景岳注：“脾属土，其应湿，湿胜则伤肌肉，故恶湿。”脾虽主湿，但湿过多，必损伤肌肉四肢，发生痿痹、水肿等证。因而脾之运化不及，则又厌恶湿之过盛。“脾喜燥”之说，是由《素问·藏气法时论》的“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演绎而来，指治疗脾湿证时，用苦味药燥湿。明代吴 注“脾以制水为事，喜燥恶湿，湿胜则伤脾土，急食苦以燥之”，明确把脾恶湿和喜燥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他在《医方考》中亦云：“然脾胃喜甘而恶苦，喜香而恶秽，喜燥而恶湿，喜利而恶滞。”姚止庵谓：“脾本湿土，而性则喜燥，盖湿极则气滞而不能运化矣。”叶天士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这些论述，探讨了脾胃清浊升降、燥湿喜恶等特征，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脾“喜燥恶湿”的含义。

何梦瑶《医碥》云：“然脾胃居中，兼该六气，六气皆能为之病，不独生湿恶湿也。”喻嘉言《医门法律》云：“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指出了脾喜燥和脾恶湿性质不同，脾所恶的“湿”，是水湿过盛损伤脾阳所致的脾湿证；脾所喜的“燥”，则是对脾湿证采取“燥湿”的治疗原则。

笔者根据前人说法，认为脾“喜燥恶湿”应该作如下理解。

在生理状态下，脾既不喜燥亦不恶湿

脾主运化，包括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所谓脾胃，是人体饮食营养物质摄入、消化、吸收、分布的器官。《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尤在泾认为：“土具冲和之德，乃为生物之本。冲和者，不湿不燥，不冷不热，乃能生化万物，是以湿土宜燥，燥土宜润，使归于平也。”喻嘉言谓：“脾胃者土也，土虽喜燥，然太燥则草木枯槁，水虽喜润，然太润则草木湿烂。是以补脾滋润之剂，务在燥湿相宜，随症加减焉耳。”这就是说，脾湿胃燥，气不可偏也。湿，阴也，燥，阳也。阴阳宜平而不宜偏，偏则亢，亢则害。所以脾主运化水湿，言其并不恶湿；燥虽能胜湿，但太过又易损伤脾阴，故脾亦不喜燥。在脾胃燥湿相得，既无太过，又无不及时，才能使脾胃阴阳平衡，运化正常。

在病理状态下，脾湿则喜燥，脾燥则喜湿

燥和湿既属六气，又为六淫。清代石寿棠《医原·百病提纲论》认为，无论外感、内伤，总不外乎燥湿二气，提出病机是“水火即燥湿所变，而燥湿又因寒热所化”。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成内湿，阴血虚则营养无资而成内燥。并认为“燥郁则不能行水而又夹湿，湿郁则不能布精而又化燥”。

若脾的运化功能失调或津液干涸，使全身的水液输布呈紊乱状态，则出现水湿内停或津液不足等现象，产生脾燥和脾湿的病理改变。脾湿证是由外感湿邪，或过食生冷，或内湿困脾，以致脾胃运化失司，升降失常，水湿停聚，多见身困体倦，头重如裹，脘腹胀满，大便溏泄，甚则浮肿。且湿证缠绵，常多兼证。治疗上宜健脾燥湿为主，选用平胃散等方剂，药用苍术、厚朴、草果、砂仁、白术、茯苓、姜半夏之类，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至于因湿郁日久所致之寒湿证和湿热证，则宜在燥湿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温中化湿和清热利湿等法。

脾燥证则由于外感燥热之邪，或因汗、吐、下、失血、夺精之后，所致热盛伤津；或阴津不足，使脾胃失其濡润滋养而燥化，出现鼻干咽燥，口渴心烦，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皮肤皴涩，发枯不荣，肌肉瘦削，小便短赤，大便干结，脉象细数等症。治疗上应滋阴润燥，选用沙参麦冬饮、增液汤等方剂，药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山药、麻仁等，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从而使全身或某些组织器官得以濡养而燥湿相宜。

总之，脾在生理状态下，既不喜燥又不恶湿，应以平为期；在病理状态下，脾湿证宜用燥法，脾燥证宜用湿（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