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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医药现代化：能否重走日本的“汉方”之路？
如今，每提及中医药现代化，人们总喜欢拿日本的“汉方”来比较。在国际市场中，日本的“汉方”占了很大比重，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仅占了不足５％，许多穿了“洋装”的中药还大量出口到我国。
仔细研究日本的“汉方”之路，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回顾我国近年来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也在走“汉方“之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楚中药的有效成份，分离、提取后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期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
不久前在南通召开的“江浙沪中医妇科名家论坛”上，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认为，没有中医基础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仅从中药里提取有效成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最多只能称之为“植物药”。
“中药”与“植物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张承烈认为，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学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
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即“辩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
中医后继乏力：中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与轰轰烈烈的中药现代化相比，近年来我国中医现代化却显得十分沉默。专家们指出，古老的中医正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险。“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理论现代化”，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施杞教授不无担忧地指出：“如何传承我国中医学理论，包括其中丰富的学术流派，目前已成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而传承学术流派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过硬的中医理论功底，对中医各家学说思想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还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信息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对名老中医的工作经验进行整理和研究，使其学术思想日臻完善。
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课程的设置和编排都是参照西医，现有的医疗体系也要求执业中医师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因此，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这导致许多学生很少有时间精力看中医的经典书籍。
此外，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但现在的中医院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而中医教科书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这些学生毕业后几乎不会按中医思路看病，转行的很多。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３００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３０００人。
重塑民族自信心：我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中医药中心？
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但如果从中医中药产生的文化根源来看，我国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医药中心。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究员严仲铠认为，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不能“削足适履”，我国一方面要自主制定科学的中药标准规范，让世界跟我国接轨，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让国际医药界了解中国数千年中药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经验，使世界各国在制定生产质量标准时多参考，接受我们的标准。
在今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一些业内专家还指出，如今在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谈中药材的出口是否明智？一方面我们的中药材资源尤其是一些名贵药材的资源紧缺问题愈发突出，而另一方面，低水平、低附加值的药材原料却被看中短期利益的商人大量出口。
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医疗健康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发展国内中医医疗市场，是否应该作为比出口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
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
我国的中药产业界也正在积极探索“医药一体化”的新渠道，上海绿谷集团目前正以肿瘤、妇科等中医特长领域为突破口，在全国各地编织一个“特诊连锁网”，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名老中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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