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医学所有的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都是有基础的，离不开历史条件与环境。

●如果以西医的诊断为标准，甚至可以说“中医历史上从来就没治疗过疾病”，因为没有数据支持。因此，《宪法》保护中医，首先是要保护中医的评价体系。

●凡是对中医、西医理论认识不深，中医临床治病效果不好的人，大多会滑向依靠西医才能“立足”的窘境，勉强可做一个执业医生，而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回归中医”是治疗这种“自我从属”弊病的良药。

近读《中国中医药报》（2011年2月21日）刊登的“营造中医创新文化氛围莫走偏”，文中涉及到中医学的创新、如何看待经典、回归中医是否有复古之嫌等重大理论问题，引起笔者的思考。作者的愿望是为了探索中医如何发展，很值得肯定与学习，但是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供大家讨论。笔者也希望借这个话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基础

与“创新”的提法不一样，中华文化一直提倡“出新”，儒家经典虽然注重继承历史传统，但是也很崇尚出新，称之为“日日新，做新民”。三皇五帝留下的丰功伟业，都是历史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复古倒退。中医学所有的进步，也是创新的结果，从张仲景、金元四大家、温病四大家一直到现代，所有有贡献的中医人，都很重视创新，或者出新。但是，所有的创新都是有基础的，离不开历史条件与环境，不可能“凭空出新”。

比如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狼孩”，已经发现有300多例，他们尽管各有不同的经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幼年的时候远离了人类社会，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生活，后来又因为各种机缘回归了人类社会。他们远离人类的时候，是一个新环境，由于没有基础条件支撑，结果智力发育迟缓，即使成年后回归人类社会，也只相当于幼童智力，语言能力、社会知识都无法恢复、达到一般人的水平。

就像一棵大树，每年花开叶落，既有四季的新变化，也有“日日新”的不同，但是不能离开根本。一旦断离根本，不仅结不了果，连生命也将停止。

中医学是在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的，它的形态稳定，历几千年而不变，正是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表现，是优点而不是缺点。西医学发展很快，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基础，假如不掌握解剖、生理病理、细胞大分子、化学分析等基础也无法创新。因此，西医永远不能背离这些基础条件，不能离开自己的基础谈创新。

经典是中医创新的源泉

中医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没有背离经典，都是对经典的继承与发展。张仲景、王叔和、刘完素、李东垣、叶天士、吴鞠通，哪一个不是继承了经典才有了创新的基础？就是王清任的临床成就，也绝对不是按照解剖的标准，给经典改错而创造出来的。他在《医林改错》里创造的不朽方剂，都是对经典之中气血理论的发挥，没有组织器官的影子。

实际上，西医理论无法有效指导中医临床，不是因为中医拒绝接受西医理论。比如，如果用抗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原则筛选中药，就必须先从实验室开始，筛选可能的药材，提取有效成分进行纯化，控制质量，得出量效、构效关系数据，然后再进行临床验证，有了结果再推广使用。这样一来，先不说中医沿用几千年的经典方剂是否该被废止，单说中药提取物的疗效能否满足临床患者的需要就有待验证。因此，笔者认为，西医的研究方法，可以做中药所以有效的“事后初浅说明”，而绝对不可能成为“事前理论指导”。

按照西医的理论指导，中医既发现不了病因病理，也无法评价治疗效果。如果以西医的诊断为标准，甚至可以说“中医历史上从来就没治疗过疾病”。因为，若按照西医的标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治的是什么病？没有数据支持。金元四大家治的什么病？温病四大家治的什么病？同样如此。因此，《宪法》保护中医，首先是要保护中医的评价体系。

“读经典，做临床”是一个好措施，也是中医发展、中医创新的必由之路，不可怀疑、否定它的重要意义。

“回归中医”是育人良药

“回归中医说”有不同的版本，主张的人不少，也有以此为名称的专著问世。尽管表述不同，主张也有所分歧，但都是为了补偏救弊、回归正确道路的努力，应该值得肯定。

自从中西医共存之后，学习、从业中医的人，就有了参照和取舍的标准。是坚持中医的传统与特色，还是放弃中医的理论与方法，按照西医的观念标准甘当“替补”角色？这是100年以来，每个中医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中医人都能处理得很好。

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既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更需要坚实的临床基础。凡是自己对中医、西医理论认识不深，依靠中医临床治病效果不好的人，大多都会滑向依靠西医才能“立足”的窘境，勉强可做一个执业医生，而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

卫生部前部长崔月犁认为，很多院校毕业的中医学生，属于中西医都不精的中专水平；也有老中医认为中医教育与临床严重脱节，不少人毕业之后无法在中医行业里工作，被迫离开中医队伍，甚至变成反对中医、认为“中医误我、我误中医”的人。因此，中医教育的回归必不可少。

中医队伍里的人才要有不同的境界，即使临床达到了“上工”的水平，也不是最高境界。高水平的中医、学科带头人或者领军人物，还必须具有战略家的目光，他们不仅可以“医病”，而且还要能够“医医”、“医国”。

人会得病，一个事业也会出现方向性错误。比如抗战初期出现的“速胜论”、“速亡论”，就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错误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指导了共产党的策略，而且也影响了白崇禧等国民党人的决策。

同样，迷失自我，一切以西医的标准为取舍，甘做“替补学科”的中医师在现实生活里是大量存在的，靠这样的中医发展中医事业，无异于缘木求鱼。对于他们来说回归中医更为重要。

“回归中医”是邓铁涛先生提出来的治疗中医界“自我从属”弊病的一剂良药。睿智能医医，上医可医国。邓铁涛先生不仅针对“泡沫中医、自我从属”的弊病，开出了“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的良药，而且多次建言献策，与其他老中医上书中央领导，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为中医基础研究设立973项目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构想，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些年国家加大力度支持中医药事业，以及2003年广东中医迎战SARS的良好战果，都凝聚着国医大师们发展中医药的心血。

中医临床所能达到的水平，是一座高山，现实所达到的水平，只不过是半山腰。不能以今天的中医水平，来评价未来的中医。一万年之后，中医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但是，他们一定还记得中医的本源。